欧盟凭何参与全球“芯片战”?——生产性权力、中介节点与非对称竞争

传统观点认为,欧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半导体制造能力上的相对弱势致使欧盟拥有较小的市场份额和较少的半导体收益,且在半导体供应上高度依赖其他国家,竞争力有限。本文认为,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网络结构。欧盟虽然在半导体制造环节存在弱势,但它在半导体研究设计、装备与原材料供应等上中游环节具备占据相对优势的物质产品与知识体系的生产能力,占有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而只有实现了这些环节的生产才能到下游完成半导体的制造,因此,欧盟的生产能力实现了价值链的增值,是下游尖端芯片制造的基础。这种生产能力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了欧盟的生产性权力,使其成为价值链上重要的中介节点,具有较强的中介性,许多国家需要通过欧盟才能与下游国家建立链接,这让欧盟获得与其市场份额不相匹配的非对称竞争力。欧盟以生产性权力为基础,选择“非对称竞争”策略参与全球“芯片战”。

教育公平为何难以实现——波普科维茨生产性权力观的解释

波普科维茨从生产性权力观的角度出发,对学校教育系统中的权力作了不同于主流批判教育思想的解释。在波普科维茨看来,权力借助知识(或言日常教育话语)发挥效应,从而规范着教育主体的所思、所言、所行。而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通过运用"牧养权力"的心理学技艺、"群体推论"的教育学技艺和"学科炼金术"的课程技艺产生着规范、规训的功能,从而建构了儿童之间的差异,加剧了自身内部的不平等,同时也使单纯诉诸于完善课程、教学和师资的教育公平难以实现。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浅析新技术条件下媒介权力属性的变化

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变革,媒介权力的属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附属于政治、经济的权力形态转变为独立的权力实体,由专有性权力转变为社会性权力,由压制性权力转变为生产性权力,由单一的权力转变为博弈的权力体系。

国际政治中的新权力观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观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内特和雷蒙德·杜瓦尔在批判现实主义权力观的基础上,将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以及生产性权力四种形式,重新赋予了权力以巨大的解释力。

美国的金融权力评估

本文以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杜瓦尔(RaymondDuvall)的"权力论"为理论视角,对美国的金融权力进行评价,试图理解美国金融权力在全球的现状与地位。研究发现,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均出现衰落之势,但是又有区别。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强制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已经明显出现衰势,相较而言,美国的制度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尽管在逐年衰微,但是整体上仍然维持了对其他国家和货币的绝对优势。由此也说明,在美国经济衰落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权力的制度化和美元国际化是美国仍然能够在国际社会维持金融霸权的主要原因。

权力创设空间:我国战略功能区发展的政治逻辑

权力创设空间是我国战略功能区建设的重要逻辑。从整体上看,空间的功能主要体现权力的意志,权力不断划分空间功能的同时,又不断实现空间功能的复合与整合。在权力与空间的互动中,既有权力服务于空间发展的需求从而创设“经济区行政”的实践,也包含权力不断改造空间功能以适配自身需求的过程,还存在空间基础上权力体系的重构。权力创设空间的过程从功能区的空间范围调整起始,通过内部的功能调整、体制调适,直到适应空间新功能的权力体系重构完成而结束,权力的生产性作为核心的驱动机制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完成。

如何形成有价值的课程知识

在课程研究领域,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不同,“有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这一提问方式摒弃了传统课程知识观对知识建构主体的理性或权力身份的探讨,强调“主体去中心化”,即将课程知识和权力放到历史的脉络中检视,追溯主体所在的论述空间的构建路径。“有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旨在揭示课程知识的实质、课程知识的建构以及课程知识的自然化与常态化过程,描述了课程知识作为限定并传达社会规则的物质性实践的本质属性、由社会和历史双重建构的生成过程以及课程知识所构筑的话语空间对儿童的区隔与规训。积极探索有价值的课程知识形成的多元理路,可借助“碎片化”的思考工具、“当下历史”的研究范式、“社会知识论”的研究方法论,在强化人们对课程知识的警惕与反思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突破课程知识圈围的合法性依据与具体研究方法论,使教育研究者乃至师生有意识,也有能力主动探寻课程知识的多种可能。

金融与霸权关系的悖论

本文试图以金融为切入点,从权力的生产和消耗方式入手,探讨霸权是否衰落、为什么衰落等问题。大多数的文献认为金融是霸权的坚实基础,而本文认为金融也可能有损于霸权,成为霸权衰落的内生原因。金融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依照国家与市场的两种逻辑对霸权产生联动效应。按照霸权护持的目的进行推断,金融应该是受国家逻辑驱动的,要生产权力资源,维系影响力;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追求利益,遵循的却是市场逻辑。一旦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之间的相对稳定平衡被打破,金融就可能损害霸权稳定的国家权力基础,破坏权力的生产机制,乃至消耗霸权并导致其衰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权力与机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生产一套关于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有意义的"教育知识体系,利用其话语资源和制度资源,引导其他行为体赋予其价值判断以正统属性,引导他们摆脱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叙事,进而实现其全球教育治理。凭借这种生产性权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形成了三种互不排斥的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即基于教育观念建构的认知式治理、基于教育指标研发的数字式治理和基于教育政策评议的规范式治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创新性贡献,但它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其全球教育治理者资质的崇高专业地位也面临挑战。

主要经济体金融开放的解构及启示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账户在内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推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促进开放国金融深化、打破金融抑制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在现实中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同时饱受金融危机困扰。结合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本文认为权力的"生产性"是吸引各国金融开放的主要动力;权力的"压制性"是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剥削重要原因;面对全球金融权力体系的两面性特征,我国在金融对外开放时,应完善金融监管,聚焦实体经济,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筑本土化金融理论,提升全球金融话语权。

福柯遭遇马克思——其缘由与思想效应

权力的生产性及其"微观物理学"一直以来都是福柯为人称道的理论贡献,但学术界对它们的缘起,特别是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未能予以充分说明。福柯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早中期的思想转变与形成证明了福柯对马克思的深度援引和借重。如果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榨取剩余价值的规定解释了纪律社会的必然性,那么正是福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对工人纪律、工人主体性得以诞生的(空间)机制的阐发,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因科学上的需要而"抽象"掉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将福柯的理论贡献吸纳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中,而不是将双方简单对立起来,才能推进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