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残障群体的生产性活动参与探究及其政策启示

精神残障群体数量庞大且长期承受社会污名,社会参与困难。生产性活动的参与对于个体生命质量及其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关注精神残障群体的生产性活动参与。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北京13个街道、镇招募处于稳定康复期的精神残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探究其在就业、志愿活动与照顾家人三种类型生产性活动上的参与情况,以及精神疾病污名、社会支持对其生产性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内化污名对于精神残障者生产性活动参与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是否存在结构性歧视以及能否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才是决定其参与行为的硬条件。基于研究发现,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解精神残障群体生产性活动参与的解释框架,认为个体对特定生产性角色的认同是连接结构与行动选择的中介。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民政部门与残联系统应更加关注精神残障群体的生产性活动参与需求及人力资源开发,建议采用生产性康复理念,推动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腐败、市场化与民营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配置

民营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一般认为,腐败会减少其生产性活动时间,而市场化会增加其生产性活动时间。基于2002～2010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腐败程度使得民营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配置降低21. 42个百分点,而市场化程度使其生产性活动配置只提高3. 04个百分点,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其生产性活动下降了18. 38个百分点; 2001～2009年,民营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配置扭曲程度虽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改善的态势,但扭曲程度依然比较严重;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民营企业家生产性活动配置扭曲更严重。因此,大幅度削减政府审批和收费项目,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和消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能够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能抑制腐败,又能提高市场化水平,从而能够大幅度减少企业家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北京市老年人参与家庭生产活动状况及相关因素:一个基于生产性老龄化框架的分析

本文描述了北京市老年人参与家庭生产活动,即帮助子女做家务和照料孙子女的状况,并利用生产性老龄化框架量化分析了与老年人是否参与家庭生产活动相关的各种因素。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2000—2010年总体而言北京市老年人参与家庭生产活动的比例在下降,并且老年人的家庭生产活动参与状况存在显著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差异。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在生产性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父母是否参与家庭生产活动与个体因素、情境因素显著相关,而目前环境因素和社会政策因素所起到的作用还不明确。

论美好生活的生产性活动与满足性活动的统一

从人的生活活动类型的角度,可以将生活划分为生产性活动与满足性活动两类。人类生活是生产性与满足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一方面,生产性活动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命运动形式,是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产性活动提供的物质资料及精神产品,人永远无法过上“满足性”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通过生活的满足性活动如休憩、娱乐、消费以及从事更高级的活动等方式,实现人自身能力的再生产,没有生活的满足性活动,人类便无法实现自身的生产与提升,因此人类的生产性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研究

基于改进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存在四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低强度照料型、高强度照料型、居家劳动型和在外工作型。多分类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因素中的性别、年龄、功能状况,经济因素中的职业和收入,社会因素中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和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有显著影响,环境因素没有显著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健康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与人的主体性的提升

实践活动是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实践活动内在包含着占有性与生产性、破坏性与建设性、重复性与创造性的三重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性质,决定了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会具有不同的走向。通过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社会机制,引导人们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保证生产性活动的建设性,提高建设性活动的创造性。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升人的主体性所应作出的正确抉择。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僵尸企业——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

在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背景下,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必然。在本文的调查样本中"僵尸企业"的比重达到10.08%。遵循内生增长学派企业家活动配置的理论逻辑,本文研究僵尸企业形成的内生因素。Probit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过高会对创新式的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原因。进一步OLS回归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偏向于通过参与非生产性活动来获取发展资源,尽管国有企业的僵尸占比高于非国有企业,但其非生产性支出没有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本文认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应当将更多的能力与精力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应退出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完善竞争型政策,缩小寻租空间,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序、良好的退出机制。

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活动配置——对鲍莫尔理论的经验检验

鲍莫尔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理论是对经济学中企业家理论的一次重大贡献,本文以跨国数据检验了鲍莫尔的著名论断:制度质量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好的制度鼓励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坏的制度鼓励更多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鲍莫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各国政府应该设法改善制度质量,鼓励现有的企业家才能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性活动领域,而不是增加旨在提高企业家数量的各种政府补贴。鲍莫尔的理论从另一层面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

制度维度:企业家才能配置的选择性方向分析

鲍莫尔认为,制度激励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文章基于上述观点,从制度的维度,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与制度环境的模型,从而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且认为制度环境的变迁过程、力度强弱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只是不同时间和过程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完善和构建有效、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趋同于生产性活动良性循环的根本。

包容——北京的城市性格

“包容性城市”的概念由联合国人居署于2000年首创。所谓“包容性城市”，是指城市中的每个人不论财富、性别、年龄、种族或宗教信仰，均得以利用城市所能提供的机会参与生产性活动。作为国际大都市，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达465．1万人、少数民族58.5万人，外国留学生在校学生31712人，外省市借读生37．1万人。除此以外，北京接待了上亿人次的国内外旅游者。

企业家才能配置选择性方向的制度性分析

鲍莫尔认为,制度激励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本文基于上述观点,从制度的维度,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与制度环境的模型,从而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且认为制度环境的变迁过程、力度强弱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选择,只是不同时间和过程中的表现而已。因此,完善和构建有效合理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价值方向趋同于生产性活动良性循环的根本。

马克思“对象性关系”说的生态意蕴和美学意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感性事物都是“对象性关系”存在的论述所表达的“唯物主义的真理”,具有深刻的生态学意蕴,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思想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只有从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本体论的终极视域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对象性关系的生态内涵。马克思对于审美活动对象性关系的特殊对应性的强调,开启了审美活动本体特性的思维进路。对象性关系的生产性内涵不仅是人类生产活动生成的基础和前提,而且直接决定了审美活动的生产性机能,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其对于人的审美生成的能动作用。

浅论教育投资的属性

按传统的观点和一直实行的财政投资分类原则,教育投资一直被列为消费性投资.在这种观点和分类原则之下,制约着教育投资的相应增长和教育的应有发展,也影响着教育的社会地位.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突出的显示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是直接从事于智力开发和科技开发的活动,是直接作用于生产的活动.按现代经济分类,教育属于第三产业.从这个角度讲,教育也属于生产性活动.近年来,理论界认为教育兼有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双重性,笔者认为。

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轨道

“产业”通常被定义为具有相似生产性活动的集合体，是一组为了满足给定需求或正在出现的新需求，由某些相关联的产品群组成，并拥有共同知识活动集合体。

TPM活动与提高备件管理控制水平

运用全员生产性保全活动(TPM)以及设备管理等相关知识,对东电设备备件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有效的备件管理模式,提升企业备件管理,节约企业的设备管理成本。

食品的超级工厂

一块炸鸡、一瓶酱油、一罐奶粉,我们日常所食之物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安不安全,可不可靠?为什么同样的产品价格差异这么大?为什么它们的味道与小时候的记忆不一样?食物,是人类诞生以来大部分生产性活动的目的,比如采集、捕鱼、狩猎,以及后来的种植、养殖,但吃不饱仍是常态。直到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吃饱才慢慢地成为历史主流。中国人关于食物短缺的记忆比很多民族都要深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记忆才逐渐淡去。

制度、企业家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也即企业家的创造力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鲍莫尔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企业家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长期增长理论和鲍莫尔的理论加以整合,弥补了二者单向因果决定论的缺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制定科学的游戏规则,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使经济体步入良性增长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家才能、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才能在企业家活动和寻租活动中的不同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完全不同。通过我国各省1998-2008年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不论是以政府部门就业还是国有部门就业作为衡量人才配置到寻租活动的指标,从事寻租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以个体就业表征的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则呈现正相关关系。上述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经济转型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变迁过程——一种关于企业家、政府官员与法院的模型解释

鲍莫尔认为,政府激励结构的改变会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本文基于上述观点,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政府官员与法院的模型,从而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且认为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法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