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以在线政务服务为例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和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数据,从政府网站在线政务服务视角切入,考察政府数字化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线政务服务水平越高,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相对规模越小,说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小规模企业与缺乏政治联系企业的影响更大,说明数字政府建设可以惠及广大市场主体。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重要机制在于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强化政务部门服务意识,所以数字政府建设能助力构建服务型政府。未来应当继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生产性财政支出效率看规模优化: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刻画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非完全竞争特征,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分别加入了消费品拥挤因子和生产品拥挤因子,推导了经济增长目标下最优的财政生产性支出规模,并通过数值分析得出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分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6年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在2009—2012年继续增加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却有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其抑制了该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指出政府财政支出一方面要加快从竞争性领域退出,逐渐加大对非竞争性与非盈利性的公共消费性服务品的支出,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于拥挤程度较低或者具有完全非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财政分权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异——中国政府为何偏好生产性支出

本文在区分生产性支出与保障性支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比重会随着收入及分权程度的增加而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变化特征;支出分权程度的增加则会导致该转变临界水平的降低,使财政收入分权与生产性财政支出比重之间更易于呈现负相关关系。通过实证检验证实我国近年来政府对生产性支出的偏好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分权所引发,而是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集权化与财政支出分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河北省财政支农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对比分析

对河北省近20 a来财政支农资金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对农业增长及农民增收的作用。认为非生产性支出增长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应在保持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比重。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通过验证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产出效应,没有增长效应。以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影响时,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而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三项支出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在静态分析中,教育支出的影响非常大,而引入滞后项后,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在当期较弱,到下一期才会大大强化;(3)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科学支出的下期影响是负向的,只有财政教育支出的下期影响是正向,且影响幅度超过当期,这说明在这三项支出中,教育支出更具有产出效应的持久性。

财政生产性支出、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内需不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政府也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微。在肯定了财政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挤入作用的基础上,将税制结构引入增长模型中,理论上证明税制结构对挤入作用的影响,再运用我国30个省级区域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研究表明,总体上,我国间接税比重偏高,削弱了财政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挤入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间接税比重均偏高,且各税种在地区间影响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税制结构,最大限度消除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消费增长的阻碍,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基于地区异质性的分析

基于三变量SVAR模型发现私人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生产性政府支出响应存在偏倚;实证研究发现:不仅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与私人投资增长率的相关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由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生产性政府支出关于私人投资效应发挥的作用机制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挤入效应组,经由财政分权、中央政府投资比重、一般公共预算中非税收入比重和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都产生了减弱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生产性政府支出经由绿色发展和人均能源资源因素增强挤入效应;在挤出效应组,经由中央政府投资比重、财政透明度、绿色发展和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缓解挤出效应,经由财政分权和所有制结构,生产性政府支出增强挤出效应。这意味着,应针对生产性政府支出挤入和挤出私人投资所在组对应的省份,采取差异化的制度调整优化措施。

非生产性支出: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阐述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理论重要性,指出非生产性支出是影响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因素。然后,探讨了我国非生产性支出的现状,并对现有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归纳出影响我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主要因素。最后,进行了理论总结并指出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制度建设方向。

辽宁省地方政府财政性环保支出生产率变化分析

财政性环保支出是地方政府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资金保障,地方环境污染状况改善的程度体现了环保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低,这对于评价地方环保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运用超效率MinDS模型和Malmquist模型对辽宁省14个城市在2011—2016年间的财政性环保支出效率及环保支出生产率变化进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城市一直处于DEA无效率状态,且效率值分化明显,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效率值普遍偏低且有逐年下降倾向;辽宁省环保支出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种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变化。

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向及其成因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对该现象有两种解释视角,一种是基于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生产性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偏好;另一种则是认为是腐败导致了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但某些经验研究并不支持第一种解释视角,而第二种视角又受到腐败度量指标选择的限制,所以需要新的解释视角。一种新的解释视角是:不同来源财政资金因其财力自主性大小不同,可能会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产生不同的效应。这为研究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种视角下,遵循新的研究思路,可以将财政资金来源与其自主性联系起来,给出地方政府形成生产性支出偏向的一种合理解释,并据此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于财政支出定位与生产建设性支出结构问题的分析研究

财政职能取决于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要求财政职能的调整。财政职能调整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财政支出定位与生产建设性支出的结构问题。本文从定位财政支出，借鉴西方国家财政介入经济领域的普遍性，结合安徽省情研究财政支出如何基本而不是完全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问题。通过分析研究，科学确定生产建设性支出结构，提供我省今后几年财政支出中生产建设性支出比重的可行性预测和研究方案。

中国地方政府环保支出效率测度及生产率变化分析

财政性环保支出是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资金保障,该项支出的使用效率成为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运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及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对2011-2016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及“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6年间各地区的环保支出普遍存在DEA无效率情况,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这种对环境污染带来巨大压力的因素并非必然导致环保支出效率低,环境污染压力小的省份也并不必然处于技术前沿。全国范围内的环保支出生产率变化呈波动趋势,但平均而言生产率提高了3.697%,技术前沿平均前移了1.746%。基于以上分析,各省份之间应进行环保支出使用的经验交流,完善环保相关监督机制,优化环保单位的综合实力。

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竞争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城市化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由于财政支出竞争程度过高,导致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受约束程度小,进而对财政支出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加强烈;城市化水平中等、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且财政支出竞争较高的省份,其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对财政支出效率负面影响最大。这一结论有助于揭示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机制,为优化政府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提供经验性证据。

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经济增长的能耗水平

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每上升1%,能耗水平下降0.35%。我国之所以存在能耗水平过高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中投资占的比重过高,而消费水平相对不足。以2006年我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美元=7.97人民币、1千克标准煤=0.7千克标准油为标准计算,即使不做任何技术改进,只是将居民消费标准提高到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可能使能耗水平降为约0.92吨标准煤/万元,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将能耗水平降为约1吨标准煤/万元的计划。因此,当前我们降低能耗水平应当主要在减少投资、刺激消费上作努力。

非生产性支出损害还是促进了企业创新?——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的检验

非生产性支出是否对企业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对其他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是重要的研究话题。研究发现,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显著降低了该企业的创新产出,表明非生产性支出对企业自身的创新存在直接抑制效应;行业层面、地区层面和市场层面的非生产性支出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程度越高,即非生产性支出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非生产性支出的直接抑制效应和正向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在其他组别中两种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反腐运动会削弱非生产性支出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此外,非生产性支出显著制约了企业创新对市场估值的贡献。

土地财政收入、生产性支出和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阈值分析

构建含土地财政收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土地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而且会因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非线性影响。并以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相对GDP的占比对经济增长确实先有促进作用,后出现抑制作用,呈现出较明显的倒“U”形特征。同时,土地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而出现阈值效应,过高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将减弱土地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