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例

选取2016—2022年生产性服务业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增值税留抵退税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指标替换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企业现金流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即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股权相对分散企业和高盈利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效果,有助于有关部门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我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减税降费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减税降费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利用2012年至2021年生产性服务业A股上市465家企业的样本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减税降费显著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减税降费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有异质性影响,其中,相对于非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减税降费对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更加显著。推进大规模、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可减轻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负担,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区位因子分析——以北京为例

文章以北京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访谈、模型验证等方法,从定性归纳和定量解释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都市区内部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发现西方区位选择因子和区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国都市区快速发展起来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但是受到政府力量的影响,在具体的区位决策时必须进行适当的修正。

生产服务业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本文首先阐述了加强生产服务业企业成本管理的意义,从理念问题、核算问题及体系问题三个方面,对生产服务业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加强生产服务业企业成本管理的优化对策.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Wind数据库中2007—2014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国样本中,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企业TFP,但运用固定效应分地区研究后发现促进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2)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显示,只有当一地区的金融支持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才能充分激发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促进服务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在采用系统GMM模型以及使用不同的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指标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可信。

知识管理模型下生产性服务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知识管理能够有效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首先基于生产性服务的特性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知识属性,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知识类型和知识流转并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知识管理的模型,提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可以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探索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出口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我国数据检验

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将研究对象细化到了微观企业的层面,国内学者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研究现在大都停留在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运用2007—2012年397家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出口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具体研究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服务业企业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即是否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第二个问题是服务业企业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即出口行为能否提升企业的生产率。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不支持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也存在着"生产率悖论"。

Industr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Using Distance-based Approach in Beijing, China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location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is to tes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cross industries and firm sizes at the city level. Our research bases on a unique plant-level data set of Beijing and employs a distance-based approach, which considers space as continuous.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we set two sets of references for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pectively to adapt to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intra-urban area. Comparing among eigh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different firm sizes, we find that： 1） producer service,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cluster, whereas personal service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tend to be randomly dispersed in Beijing; 2） the spillover of the co-location of finns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has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allocation than business-oriented services in the intra-urban area; 3）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are driven by larger establishments, whereas manufac- turing industries are mixed.

基于APS企业金融合作关系的世界城市网络特征——以中国内地企业赴港IPO为例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1999—2017年中国内地企业赴港IPO中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PS)企业间合作关系构建城市网络。研究发现:(1)在网络中,香港、北京分别是境外、境内核心城市。总部位于北京、上海、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APS企业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分支机构参与全球金融合作。(2)得益于离岸律所、老牌律所及会计所的集聚,开曼群岛和伦敦是一线境外城市;得益于"红圈"律所的集聚及与港交所的邻近性,上海、深圳、广州是一线境内城市。(3)中国内地城市以等级体系嵌入世界城市网络。境内一线城市参与境外合作的联系强度最大、时间最早、范围最广,二、三线境内城市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