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与中国崛起之路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方式利益对立的制度基础,解放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创造了科学无限发展和应用的广阔前景,本质上可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优势。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产业演进和企业竞争的本质,从生产率优势演进的历史趋势诠释了中国崛起的机制和路径。有效的市场和积极善为的政府是关键,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了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政府培育和累积生产要素优势,推动生产要素优势转化为产品、企业和产业生产率优势,市场发现和配置优势的要素资源,参与国际分工,造就了不同生产率优势层次的发展机遇,推动竞争优势不断演进。有了奋进的方向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兴之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道路,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一定会如期实现。

中心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选择抑或分类效应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半参数方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使用分位数方法识别中心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揭示经济集聚以及异质性企业非随机的区位选择带来的选择效应与分类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区企业生产率优势可能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与分类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大多数制造业细分行业而言,集聚效应显著提高了中心区企业的生产率;但是在部分细分行业中,在中心区集聚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生产率优势。此外,在少数细分行业中发现了双边分类效应存在的证据。上述发现从企业异质性视角为中心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来源以及中国地区生产率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及其来源识别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既可能源于出口学习效应,也可能源于自我选择效应。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及其来源进行了定量识别。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总体上来源于出口学习效应和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出口学习效应的贡献要明显高于自我选择效应;此外,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从出口学习效应中获益相对更大。除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外,这一结论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不同规模的企业均是稳健的。大量存在的加工贸易企业是导致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产生“出口-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

大城市生产率优势：集聚、选择还是群分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通过控制"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考察了企业"群分效应"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多数理论预期相反,大城市集聚了大量中等效率企业,而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会选择小城市;不考虑群分效应会使对大城市集聚效应的估计产生严重偏误,在生产率分布的25分位点处,集聚效应被高估1.82倍;随着生产率分位点的提高,高估程度不断加剧;大城市中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因此,作为企业快速成长的"苗圃",大城市的发展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集聚与选择

本文在Combes等人的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格点搜索的NLS回归来识别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的方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表明,集聚效应是解释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基本原因,而选择效应并不存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集聚效应在城市与企业层面的表现截然不同,累计集聚效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S型关系,小城镇向小城市以及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的扩张能够带来更大的边际集聚效应,而集聚效应系数与企业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在集聚中获益更多。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分解:行业结构差异的新视角

对于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现有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但忽略了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行业结构差异纳入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分析框架,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进行理论建模,然后通过反事实构造和数值模拟方法,对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与行业结构差异的贡献进行分解,进而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其贡献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平均看可以直接解释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8.24%,而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共同作用的间接贡献则达到9.2%。因此,忽略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的影响,会导致大城市集聚效应的高估。在考虑行业结构差异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仍是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来源。分行业的结果表明,各行业普遍存在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但选择效应可能不显著甚至为负,这一结果对于实现城市间行业的合理分工及企业合理布局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为剖析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也为避免集聚效应的高估以及探寻生产率提升的产业空间分工路径提供了微观证据。

马克思综合生产率优势演进模型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率竞争优势来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国内生产力发展是条件,综合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对外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国际贸易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微观"比较优势",提高综合生产率优势才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正是源于产品、企业、行业的生产率优势,推动了国家竞争优势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国家不仅是竞争优势的基本要素,也是推动生产率优势形成和演进的最终实践者。在实践中,我国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开放,发掘和培育不同层级的生产要素优势,推动生产率优势从要素优势向资本和创新优势演进,实现历史性伟大崛起。所以,我们要把握生产率优势演进趋势,充分发挥政府强大优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把生产率优势牢固地建立在人才、教育、科技和制度优势基础上,迈进创新优势发展的新阶段,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大城市生产率优势:集聚、选择还是群分效应

经济活动密集的大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已有研究主要从大城市经济活动高度集聚产生的集聚效应和市场竞争导致的选择效应两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对企业群分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Combes等提出的“无条件分布特征一参数对应”分析方法,考察集聚、选择和群分效应对大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

出口企业更优秀吗——基于生产率视角的考察

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的异质性构成微观研究企业出口行为和出口利益的"新新贸易理论"的事实基础和逻辑起点。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的异质性进行了考察,结论表明,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高于非出口企业并不是一个普适性的事实。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要充分重视中国事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双碳目标视角下的碳生产率与产业结构调整

为研究碳减排的政策效应,探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合理路径,根据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份26个行业的碳排放数据,基于Kaya恒等式LMDI分解法和变异系数法(CV),可以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区域产业同构会弱化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增长的负向驱动作用;我国主要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明显且整体呈扩大趋势,依据碳生产率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碳减排空间;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应兼顾产业区域分工,将碳生产率比较优势和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作为产业政策和碳减排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农民增收难的经济学分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只要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本文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说明农民增收难在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从而难以抵消农民缺乏知识引致的低生产率,同时也难以改变在交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Heterosis Analysis of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for Grain Production of Brassica napus L.

[Objective]The aim was to study heterosis of N use efficiency for grain production （NUEg） of Brassica napus L.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reeding N-efficient cultivars. [Method]Dry matter production and N content of six B.napus parents （Zheshuang 3,Yangyou 7,ZJ1,Shilijia,Ningyou 14 and Huyou 16） and their F1 combinations from 6 × 6 complete diallel cross in maturity stage under two N levels were measured; heterosis of NUEg,combining ability and heritability size were analyzed and calculated. [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UEg has obvious heterosis; combining ability varianc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NUEg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additive,dominant and cytoplasmic effects; genetic varia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additive effects and dominance effects were all significant in low nitrogen fertilizer and dominance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 in high nitrogen fertilizer. [Conclusion]NUEg of B.napus has obvious heterosis.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全球经济失衡原因论争综述--被忽视的基于美国视角的解释

本文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研究的三个逻辑演进阶段,为全面理解全球经济失衡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框架。其中,国外研究者基于美国视角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被国内研究者所忽视,甚至被错误地理解。通过对该视角下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发现,除了一些基本事实外,现有研究很少就此达成共识:美国扩张的财政赤字和生产率增速优势假说均没有定论;美国金融发展优势假说虽然得到较多经验研究的反对,但当与全球经济差异化增长事实相结合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美国"过度特权"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假说存在较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