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层面微观视角的考察

本文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测度中国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发现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呈现一种上升的态势,且这种上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产业内效应。在此基础上,估计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结果显示,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类型及企业所属行业类型是影响垂直专业化生产率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FDI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具有代表性的5个行业,对其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生产性服务业中是否存在外资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垂直溢出效应(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内具有显著正的溢出效应,而垂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后向溢出产生的影响明显大于水平和前向溢出。

行业异质性、离岸外包与生产率溢出——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采用WIOD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2003-2011年中国细分行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以及各行业部门的制造、服务离岸外包率及其前向、后向溢出效应变量。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考察了两种离岸外包对各行业TFP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1)制造离岸外包、服务离岸外包分别对非服务业部门TFP有显著负向、正向影响,对服务业部门TFP无显著影响。(2)制造离岸外包前向、后向溢出效应对非服务业部门TFP有显著负向影响,服务离岸外包前向溢出效应对非服务业部门TFP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服务业部门TFP不受离岸外包溢出效应的影响。(3)服务离岸外包通过正向影响非服务业部门纯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促进TFP提升;服务离岸外包对服务业部门纯技术效率有显著影响,而制造离岸外包对其分解变量无显著影响。

中国制造业外资生产率溢出的条件性研究

FDI生产率溢出存在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东道国企业有无条件吸收溢出的问题，本研究从行业内溢出和地区行业间溢出两个方面进行溢出条件性考察。通过对1998-2003年中国制造业分地区四位码行业水平上的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生产率溢出更多地从本地区其他行业的外资参与中获得，行业内的溢出相对并不显著，两类溢出由于机理不同，影响条件有一定差异，对于地区行业间溢出，吸收空间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另外，吸收能力、内外资合作程度和适度竞争都是溢出发生的重要条件。

基于元回归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实证研究文献中有关生产率溢出争论的基础上,运用元回归分析对FDI溢出效应的31篇论文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研究者的研究设计、数据特性、溢出方式、时间因素、技术差距、行业属性、劳动力质量及R&D等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FDI代理变量的形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采用FDI产出值的样本比FDI水平值的溢出效应高,而采用面板数据、行业数据以及R&D和垂直关联研究设计等均得出更高的溢出效应;服务业较制造业FDI有更显著的正溢出效应;FDI的资本与劳动效应不显著。研究还表明,技术差距过大并不利于FDI的吸收与消化;时间均值变量参数为负,表明近十年我国的FDI溢出效益呈下降趋势;模型设定错误可能是引起国内FDI溢出效应结果不同的原因之一。

外资来源、内生组织形式与生产率溢出——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1998～2007)

外资来源的异质性问题在以"量"为主的外资政策语境下,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略。而外资企业组织形式选择的内生性,使得以外资份额为解释变量的相关研究面临严重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外资来源的异质性和组织形式的差异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份额和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具有内生性;西方外资的进入提升了国有企业生产率、抑制了私营企业生产率提高,而港、澳、台资的进入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生产率均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以合资形式进入的外资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大,而合作形式的外资对私营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大,独资形式的外资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的正向生产率外溢效应。本文的结果对外资分类管制、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的限定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述评

信息技术和贸易的自由化促进了国际外包的飞速发展,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是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分别从总体生产率、外包的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三个角度对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行了述评。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