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空间”视角下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

本文基于贵溪市2010-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在“三生空间”视角下,使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达了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贡献值从正负两方面量化土地类型转变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结果表明,2010-2018年,贵溪市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生产和生活用地不断增加,其中林地生态用地减少最多,共计2 330.73 hm^(2),农业生产用地增加最多,面积为1 183.35 hm^(2)。贵溪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是“南北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2010-2018年,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层面,贵溪市呈下降趋势。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正在侵占大量生态用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产生负效应影响。对生态系统服务有正效应影响的主要土地利用转换类型是农业生产用地向各种生态用地的转换,“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是主要原因。贵溪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幅度得到缓解,但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分析201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效应对贵溪市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生态·生产·生活: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意蕴阐释

空间是生产力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意蕴。一定的空间场所、人的空间利益需要以及空间交往合作,人才、产业与技术的空间聚集,生产力结构要素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创新发展以及在空间的协同融合,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起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态空间的优化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在科学利用资本基础上坚持生态正义,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在坚持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中破解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积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谐统一。生产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质生产力是以生产空间变革为关注焦点的。生产空间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在遵循社会生产空间发展的规律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创造出了一个符合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空间,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进行生活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观照人的现实生活,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指向。新质生产力在破解人的生活难题、拓展人的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以及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中不断彰显自身的价值意蕴。

引江济淮沿线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与模拟

促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的协同是现阶段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分析该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演化过程和特征,综合研判上、中、下游“三生”空间的功能定位,并运用土地利用模拟技术对沿线地区土地利用进行降尺度分段模拟。结果表明:过去30年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三生”空间演化剧烈,演化趋势不合理;模拟至2030年,该地区“三生”空间整体数量结构稳定,比例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下游生产空间比例、中游生活空间比例和上游生态空间比例增长明显。

“三生”空间视角下苏南水网乡村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以石头潭片区为例

苏南水网乡村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先行区,然而快速经济建设对“三生”空间景观格局造成较大干扰,引发的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值得关注。研究以苏州市石头潭片区为例,选取1990、2000、2010、2020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定量分析研究区“三生”空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20年石头潭片区“三生”空间面积变化显著。生态空间面积稳步增加;农业生产空间面积逐年缩减;工业生产空间、城镇生活空间与农村生活空间扩张显著。“三生”空间类型转移以农业生产空间转向城镇生活空间与工业生产空间为主。2)研究区“三生”空间与景观生态风险存在关联性,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澄湖等水域生态空间,中风险区主要为沿湖荡分布的农业生产空间与农村生活空间,低风险区多为成片聚集分布的城镇生活空间与工业生产空间。1990-2020年石头潭片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不断上升,较高、高风险区面积逐步扩张,面积占比分别上升14.43%、7.50%。3)石头潭片区景观生态风险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以高-高与低-低聚集为主,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论新质生产力与“三生”空间融合——二论新质生产力空间形态

新质生产力空间形态问题事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扩散性、渗透性、持续性三个属性出发,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三生”空间的历史必然性、人本逻辑性、架构突破性和共同体属性进行了论述,总的结论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三生”空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依托新质生产力共筑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只有立足于这个愿景,才能让新质生产力与空间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为中国发展形成新模式、实现新引领、塑造新形态、达到新目标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

基于“三生空间”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研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为探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下的生态环境效应演变规律,基于重庆市中心城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结合气泡图谱、生态贡献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中心城区以生产和生活空间为主;生产和生态空间重心均位于南岸区,生活空间重心位于江北区;2000~2020年,生活空间范围不断扩张,面积增加376.42km^(2),生产空间面积减少374.70km^(2),生态空间面积总体变化不大;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低质区以都市核心区为中心逐年向四周扩散,农业生产空间转换为工矿生产空间是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土地利用转移类型;自然和经济因素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且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三生空间”视角下贵州省景观生态安全评价及其耦合特征分析

[目的]探究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演变规律,对喀斯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风险防控具有指导意义。[方法]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从“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贵州省近20年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变化机理和耦合协调特征。[结果](1) 2000—2020年,贵州省以林地生态空间为主,占国土空间总面积53%以上,工业生产和城镇生活用地快速增长,导致城乡生活空间向外扩张挤占农业生产和林地生态空间。(2) 2000—2020年期间贵州省景观生态安全整体处于向好发展,南部景观生态安全等级总体优于北部地区。(3) 2000—2020年贵州省景观生态安全的Moran′s I值分别为0.340,0.400,0.414,空间相关性显著,“高—高”和“低—低”值为主要空间集聚模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布格局与景观生态安全分布有较高的一致性。(4)贵州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良好,在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结论]人类经济活动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会改变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从而影响区域景观生态安全及耦合协调性,因此需要优化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贵州省生态安全建设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

基于“三生空间”的福州市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0、2020年3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按照“生产—生活—生态”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了2000—2020年间福州市“三生空间”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福州市“三生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一致,生态空间分布最广泛呈缩减趋势,生活空间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呈扩张趋势,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福州主城区和东部地区呈先减后增趋势。(2)“三生空间”的转换以生态空间的转出、生活空间的转入为主,转入量和转出量并不平衡,转换较为活跃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福州主城区和东部地区,其他地区转换较为零散。(3)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退化趋势并存,但两者发生区域在空间上并不重叠,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显著,高值区主要位于永泰县,低值区集中于主城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主要以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转为林地生态用地为主,林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转为工矿生产用地则是导致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西南低山丘陵区三生用地空间冲突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三生用地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助力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以德阳市罗江区为例,基于2018年GF—1号遥感影像数据,从“三生”角度出发对其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结合土地利用不同功能特点,构建三生用地分类体系,借助景观生态指数构建冲突指数模型,而后评估生态服务价值,以格网形式对三生用地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及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可视化表达,并通过相关性分析法探究空间冲突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生用地类型以生产生态用地为主,其次为生态生产用地及生活生产用地,生态用地仅占5%左右。2)罗江区三生用地类型的空间冲突水平处于基本可控状态,主要为较弱和中等空间冲突,强空间冲突主要存于生活生产及生产生态用地,弱空间冲突主要存在于生活生产用地和生态用地。潜在冲突(弱空间冲突和较弱空间冲突)有转化为公开冲突(中等空间冲突和强空间冲突)的趋势。3)罗江区生态服务价值在布局上呈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生产生态用地贡献最大,生活生产用地贡献为负。4)空间冲突指数与生态服务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即空间冲突水平的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影响较大。

耦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南京市“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

[目的]阐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的耦合过程,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参考。[方法]将包含防洪、水土保持、生物保护和游憩等重要生态过程的综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作为约束条件耦合到FLUS模型中,设置农业空间优先、工业和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和三生空间均衡发展4类情景,预测了规划目标年(2025年和2035年)不同情景下“三生”空间结构与布局状况。[结果]南京市低、中、高安全水平生态用地规模分别为1537.41,2576.85,2928.59 km^(2),占比23.34%,39.12%,44.46%;相较其他3种情景,“三生”空间均衡发展情景下,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态安全,各类空间变化趋势整体较为缓和,到2025年和2035年,生产空间基本维持现有水平,仅增加2.09,2.02 km^(2),生活空间增幅相对有限,分别为28.55,46.27 km^(2),生态空间缩减幅度有所放缓,分别为30.64,48.29 km^(2),该情景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同时,也能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论]以“三生”空间均衡发展为目标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河南省沿黄地区“三生”空间生态环境效应及驱动因素

文章基于“三生”空间视角,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生态贡献率等方法,测度2000-2020年河南省沿黄8个地市多尺度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河南省沿黄地区“三生”空间用地结构呈现出生态、生产用地总体减少,生活用地持续增加的态势,以各类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用地的减少最为显著。(2)2000-2020年研究区在生态环境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共同影响下,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特征,农业生产用地转变为生态用地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三生”空间变化图斑呈现明显聚集性,黄河干流沿线以正效应贡献图斑为主,郑州市、三门峡市以负效应贡献图斑为主;济源市贡献率经历了由正到负的转变,开封市和洛阳市经历了由负到正的转变,其他地市贡献率无质的变化。(3)夜间灯光、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对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以夜间灯光和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河南省沿黄地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伊犁河谷“三生”空间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与多情景模拟

基于伊犁河谷199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探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及景观生态风险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借助PLUS模型模拟伊犁河谷2030年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和生态空间优先3种情景下“三生”空间格局及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伊犁河谷“三生”空间以草地生态空间为主,草地生态空间和林地生态空间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余空间呈增加趋势;1990,2000,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均值分别为0.0355,0.0331,0.0348,0.0346,伊犁河谷景观生态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风险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梯度变化;2020-2030年3种情景的景观生态风险均呈上升趋势,景观生态风险均值从大到小为生活空间优先情景、生态空间优先情景、生产空间优先情景。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模型的武汉市“三生空间”碳代谢特征

通过模拟生物代谢来剖析城市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简称“三生空间”)碳代谢机理有助于实现区域要素整合和结构优化,是寻求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以武汉市为例,基于“三生空间”分类体系构建水平方向上的碳流模型,剖析2005~2020年“三生空间”演化过程中碳要素的流向;运用生态网络分析(ENA)模型对“三生空间”碳代谢进行分析,评估不同用地之间的生态关系;最后利用互惠指数综合评价“三生空间”演化对城市碳代谢的作用。结果表明:①2005~2020年,武汉市整体以负碳流为主导,2010~2015年达到峰值;2005~2015年整体上呈现碳代谢紊乱局面;2015~2020年,碳减排效果显著,正、负碳流较弱,空间上分布零星,后期碳代谢逐渐趋向平衡;②武汉市生态关系以掠夺限制关系为主,生态空间被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挤占,不同用地之间的生态冲突较为强烈,2015年后无生态区域增加,生态关系明显改善;③互惠指数呈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但互惠指数的平均值为0.77(<1),表明“三生空间”演化对城市碳代谢平衡的作用仍为消极,武汉市的国土空间利用仍有不合理之处,碳代谢压力尚存,需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长株潭都市圈“三生空间”用地转型及生态环境效应

在构建“三生空间”用地类型划分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土地用地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转型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20年长株潭都市圈“三生空间”用地的转型特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2000—2020年,长株潭都市圈“三生空间”用地中生态用地为主要用地类型,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数量动态变化幅度大;从“三生空间”用地转型结构来看,以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为主导,同时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大量转为工矿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长株潭都市圈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逐渐减缓的下降趋势,其中2005—2010年恶化程度最突出,研究期内低质量区和较低质量区不断扩张;影响生态环境改变的主导因素是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的相互转换以及城镇生活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对外扩展侵占了大量的林地生态用地。

玛纳斯河流域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及分异机制——基于“三生”空间主导功能判别视角

玛纳斯河流域作为新疆重要的绿洲农业耕作区,生态环境脆弱,探讨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对该区国土空间优化以及乡镇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主导功能,分析玛纳斯河流域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和生态环境效应演变,探讨该区域生态环境效应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玛纳斯河流域主要发生生态空间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转出。(2)玛纳斯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0.29变化为0.27,农业生产空间侵蚀生态空间带来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逐渐增强。(3)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是玛纳斯河流域生态环境效应变化的主导因子,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共同驱动流域土地利用转型,导致玛纳斯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格局复杂。

基于“三生”空间的浙江省海岸带陆海生态测度与统筹

运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建立了陆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了2000—2020年浙江省海岸带湾区生态环境质量演化特征和陆海统筹水平,结果表明:(1)在“三生”空间视角下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格局与国土空间开发具有内在连接性。生产-生活空间对应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生态空间与近海蓝色屏障具有一致性。(2)海岸带生态环境效应恶化,其主要原因是快速城市化导致陆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下降。(3)陆海生态环境统筹水平逐步提高。浙东北湾区协调度较高,海陆联动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浙东南湾区海陆联动治理效果不佳。浙江省海岸带生态环境格局表现为,陆域高强度开发,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海域注重生态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湾区陆海耦合协调模式属于陆域带动型,因此需进一步加强陆域生态环境治理。

气候变化背景下黑河流域“三生”空间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选择中国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ArcGIS10.6和Mathematica 8.0为研究平台,分析1990—2020年“三生”空间转型的时空格局,结合植被指数(NDVI)和土壤盐度指数(SI)分析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通过建立混合效应模型与归因分析模型,分离气候变化背景下“三生”空间显性与隐性转型对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得到如下结果。1)黑河流域强弱生态空间各占28.12%和65%,生活和生产空间仅占6.88%;30年间生活和生产空间各增长0.32%和0.96%,强弱生态空间之间转换频繁(72.8%)。生态环境质量变化以2000年为转折点,由下降变为持续好转趋势。2)“三生”空间显性转型和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分别为39.8%和36.6%,降水对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生态环境有主要贡献,气温则对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存在非线性影响,隐性转型对生态环境变化的贡献率为23.6%。3)“三生”空间转型对生态环境的空间异质性影响更强,而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时间异质性影响更强,中游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受显性与隐性转型影响,下游则主要受隐性转型影响。研究结果可为黑河流域的国土空间优化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三生空间”视角下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转型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为探究如何优化乌鲁木齐市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城市在“三生空间”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乌鲁木齐市1980—2020年(每10年一期,共5期)土地覆盖遥感影像数据,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生态贡献率和InVEST模型估算生境质量等方法,定量分析了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市生态空间被持续压缩,生活空间持续增加,而生产空间则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变化趋势。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主要表现为草地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之间的相互转化。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持续下降,草地转变为其他生态空间是使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乌鲁木齐市的生境质量水平持续下降,草地、水域生态空间转化为其他生态空间是生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见:土地利用转型会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乌鲁木齐市生态持续改善提供保障,同时还能为协调新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克里雅河流域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

【目的】探讨克里雅河流域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方法】基于1990、2000、2010、2020年4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定量分析了克里雅河流域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功能空间相互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1990~2020年,克里雅河流域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而生态空间减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主要表现为草地生态用地与其他生态用地之间的转化和其他生态用地与农业生产用地之间的转化;1990~2020年,克里雅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变化较大是中游和下游区;1990~2020年,其他生态用地转化为草地生态用地和水域生态用地是克里雅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原因,二者贡献率达97.28%;相反,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和水域生态用地向其他生态用地的转入是流域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的主要原因,三者贡献率达负的98.50%。人口与经济因素、农业发展因素是克里雅河流域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克里雅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虽有所好转,但生态环境问题依旧突出,需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及水域生态用地的治理与保护。

汉江流域三生空间转型格局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汉江流域在我国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开展三生空间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能为该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基于1990—2020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视角,运用转移矩阵、生态贡献率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汉江流域三生空间用地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汉江流域以生态空间为主,生态空间面积先减后增且集中分布在丹江口以上流域,生产空间由增转减,生活空间始终处于增加态势;1990—2020年汉江流域三生空间类型转移关系保持稳定,以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的互转为主,转移规模呈先减后增趋势;汉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呈西高东低空间格局,高质量区面积持续增加,其他质量区不同程度下降;影响汉江流域生态环境改善、恶化的主导用地类型分别为生产空间转化为林地绿色和蓝色生态空间,草地及林地绿色、蓝色生态空间转化为生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