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海5省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及动态演变

[目的]探究“双碳”目标背景下黄淮海5省74市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并量化其空间分异及动态演变,旨在分析黄淮海5省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现状,促进黄淮海5省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方法]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和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2011—2020年黄淮海5省74市粮食生产碳排放及碳排放效率,借助泰尔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探究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动态演变。[结果]①研究期内,黄淮海5省市域粮食生产碳排放呈“M”型波动下降趋势,但下降缓慢;其中,化肥使用是导致粮食碳排放的主要原因。②黄淮海5省市域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第一阶段效率均值为0.59,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第三阶段效率均值为0.48,较第一阶段效率值下降18.6%;其中,滁州、驻马店、德州等地效率值较高,而黄山、威海等地效率值较低。③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空间差异呈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河南省各市差异最为显著。④样本考察期内,核密度曲线由“单峰状”向“双峰状”转变,主峰呈波动上升且轻微右移趋势,侧峰隆起幅度较小,表明黄淮海5省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提高,地区差异增大,并呈多极化趋势发展。[结论]黄淮海5省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整体水平较低,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未来各地区应减少化肥等物资投入,并采用“对口帮扶”策略,促进各地区粮食生产技术良性互动,以缩小区域间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地区差异。

湖南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粮食生产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粮食生产碳排放强度,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进行估计,分析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粮食生产碳排放具有负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与粮食安全研究:计量与热点

为挖掘并识别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与粮食安全的核心与焦点议题,基于CNKI数据库与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定量分析1998-2022年发表的相关文献。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与粮食安全研究涉及农业经济学、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农业基础科学等;学术合作呈现“大分散、小积聚”的研究格局;相关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巩固拓展-成熟稳定”三个阶段,政策出台和学术研究呈现良性增长态势;研究关键词可划分为地理尺度、多维视域、技术方法;研究热点包括粮食生产碳排放、粮食生态效率、粮食产业的低碳研究、粮食安全与绿色农业科技。研究表明:粮食减排因素分析须更深入探讨区域差异和时间序列的影响;粮食生态效率研究须持续优化数据收集、处理方式,以增强对动态变化的理解;粮食产业低碳化转型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实证分析;粮食安全与绿色科技研究应优化农业生产全周期的碳足迹管理,并在多层面上推动政策创新和实践探索。未来研究应强化政策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促进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

中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演进及其影响机制——基于胡焕庸线的实证分析

提升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运用NCSE-EBM与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相结合的模型测度和分析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表现为胡焕庸线西北和东南区域高、沿线区域低的“V”型分布态势;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均不存在严格收敛;效率改善指数是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主导性因素;产业结构是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创新与胡焕庸线西北区域和东南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度最低,而数字化与胡焕庸线沿线区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关联度最小。

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动态演进及驱动效应

保障“双碳”目标下的粮食安全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人类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测算1997—2020年全国及31个省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粮食生产碳排放量,利用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等方法探析其动态演进特征,从整体、时段、区域分解的角度识别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其时空效应。研究发现:①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总量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1.30%,物质资料投入和秸秆燃烧的贡献最大,2017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49478.19万t。②在三大粮食生产功能区和6个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层面,考察期内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省份粮食生产碳排量一直处于前列,粮食主销区的碳排放量呈现缩减趋势。③考察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量的绝对差异扩大,整体上呈现高水平收敛和区域间差异扩大趋势。④中国粮食生产碳排放受经济、社会、技术、人口和自然等因素共同作用,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作为关键影响因素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区经济结构、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和农业生产结构与其相反;阶段效应以“十一五”时期为节点,驱动因素趋向简单化;区域效应中驱动因素趋向复杂化。本研究为推进“双碳”战略下粮食绿色生产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

中国粮食主产区碳排放效率与粮食增产协调发展研究

探讨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与粮食增产协调发展状况,有利于在“双碳”背景下保障粮食安全。该文通过构建粮食生产碳排放测算体系,利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1—2022年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与粮食增产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呈先降后升的“U”形态势,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粮食生产总量呈增长趋势,重心北移趋势凸显;粮食生产碳排放效率与粮食增产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2022年研究区绝大多数省域实现协调发展。根据以上结论为推进粮食增产提质与绿色低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碳足迹研究

为了研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分析生产工艺和能源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提出相应的降低碳排放的措施,有效降低电池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实现新能源汽车及交通领域减碳。采用LCA评估方法,对动力电池生产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原材料获取、运输阶段、制造阶段)碳排放进行建模及量化,评估不同环节碳排放影响。结果表明:(1)动力电池生产组织碳排放过程上游原材料排放>外购能源排放>燃料燃烧排放>运输排放>逸散排放,其中原材料和外购能源排放占比超过90%;(2)原材料获取阶段正负极材料、一次注液、组装碳排放为其主要碳排放源,其中镍钴锰酸锂(NMC)、电解液、铝壳、石墨排放占比较高;(3)电池生产企业实施节能改善技术,可有效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采用经济运行、设备改造、设备维保、日常管理、新技术与工艺等技术措施,年节约能耗可达到10%,其中除湿机及耗能设备为减排实施重点;(4)对比同行业动力电池制造商,电池工厂平均生产1kW·h电芯所使用外购能源约排放14kgCO_(2e),因地域差异电网结构不同,产生的电池生产能效差异明显,火电使用占比高地区电力碳排放因子相对较高;(5)动力电池生产生命周期碳减排路径分析,电池生产及正、负极材料生产100%采用绿电,使用再生三元材料、再生铝和再生塑料,可减排65%,最终可实现动力电池生产单位产品碳排放放达到25—35kgCO_(2)/kW·h。

基于灰色模型的建筑碳排放预测

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形势下,我国2020年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目标以应对气候变化。建筑业作为排碳大户,推动节能环保、减碳绿色对快速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本文章主要研究双碳背景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并通过GM(1,1)方法对中国建筑生命周期中的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进行预测,做出结论并提出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双碳”目标发展。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影响

如何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提升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对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具有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相关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地区来看,中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从数字金融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创新和创业对城市全要素碳排放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与贸易隐含碳——基于生产侧与消费侧碳排放的视角

在贸易全球化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在生产侧和消费侧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以及贸易隐含碳出现的原因,并构建了计量回归模型,借助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验证,得到的结论包括:生产侧碳排放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且增速逐渐放缓;消费侧碳排放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线性正相关的关系;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向)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随着经济增长,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向)下降的速度会逐渐放缓;贸易隐含碳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相关度不大,而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关系更为紧密,在整个样本中,"向底线赛跑"效应明显,贸易开放会显著提高一国的贸易隐含碳。我们应该把握经济增长与贸易隐含碳的客观规律,意识到国际贸易中的贸易隐含碳问题,运用合理的政策工具,杜绝"向底线赛跑"的现象出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林产品生产侧碳排放量的测度与效应分解--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与结构分解分析模型

中国已成为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承接全球价值链加工转移环节,在木材资源大量消耗和低效利用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故有必要针对林产品生产侧碳排放进行测算与影响因素研究。文章选取中国1995-2018年“木材、木材家具制品和软木”和“纸浆、纸张和印刷品”两类木质林产品,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测算生产侧碳排放量,并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法考察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5-2010年两类林产品生产侧总碳排放量不断增长,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排放占比却在下降,说明国民收入提升带来林产品内需排放的提高;而2011-2018年总排放量逐渐降低,外需排放占比却在上升,关键在于2011年碳交易点的设立间接推动林产品内需排放的下降;1995-2018年纸浆等的碳排放量远高于木材等的碳排放量。进一步发现比较碳指数大于1,中国林产品出口碳强度一直高于进口碳强度,说明其生产侧承担了较高碳排放量。结构分解的结果表明,总体上技术效应起主导的抑制作用,规模效应起主导的正向作用,并且贡献率大小接近,很大程度上实现相互抵消;结构效应贡献率最低,但对于总体上占比下降的纸浆、纸张和印刷品来说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负效应。政策启示:在保证中国林产品贸易经济效益的同时,适当调整林产品出口规模,更需注重技术水平的提高,推进林产品产业升级。

河北省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异质与动力效应--基于DEA-SBM-Luenberger指数的经验证据

通过测度和研究河北省域各地级市及分区域碳排放全要素效率水平、内在差异与影响因素等发现:一是河北省全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波动上升,年均增长约1.23%,其中,来自技术进步因素影响推动的增长率为0.17%,技术效率影响的增长率为1.06%。二是河北省域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两头(边)高、中间低”的总体格局,冀北(毗邻北京)城市高于南部地区,冀东(毗邻天津)城市高于西部地区,冀中地区整体最低。三是冀北区域城市技术效率的改进直接助推了其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冀中地区的技术进步退化导致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冀南和冀东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则主要来源于该地区技术不断进步的影响。四是无论是基于时间点的测度还是按照年度均值处理,河北省各地级市碳排放生产率都偏低,甚至部分城市显示无效。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

中国省域间碳排放的转移测度与责任分担

核准我国各省份的年度碳排放量,是国家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的核心问题。基于中国省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30个省域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碳排放空间转移净值,并提出以各省域商品流出中的省内增加值占比作为分配因子,对各省域国内碳排放空间转移净值进行分配,实施碳排放责任共担。结果显示,研究期间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转移非常显著。从地域上看,国内碳排放是从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而从区域价值链看,国内碳排放是沿着区域价值链,从价值链的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转移。在共担责任原则下,分配后各省域的碳排放量介于生产责任原则与消费责任原则下的各省域碳排放量,并将各省域商品流动过程中的经济利益与应承担的环境成本挂钩,体现了"利益大、责任大"的分配思路。因此,本文提出将共担责任原则作为省域间碳配额分配的依据,同时要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让碳排放净流出的省域对其引致碳排放净流入较大的省域进行补偿。

我国省域消费侧碳排放责任分配的再测算——基于责任共担和技术补偿的视角

目前消费责任原则下的区域碳排放计量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忽视了生产地从商品出口中获取的贸易收益;二是消费地在碳减排技术上的努力无法获得补偿,且生产地缺乏提升碳减排技术的直接动力。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发布的2017年31个省(区、市)投入产出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设计了“受益原则”下的碳排放责任共担和“反事实条件”下的碳减排技术补偿机制,对各省域的消费侧碳排放责任分配实施调整。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各省域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巨大差异,省域间碳转移合计占比高达47.06%,能源富集和重工业省域承接了主要的净碳流入;经过二次分配后的省域消费侧碳排放责任更加折中和合理,体现了“利益大、责任大,减排多、补偿多”的分配原则。基于研究结果建议,以调整后的消费侧碳排放为评估标准,实施差异化的“双侧”碳排放管理和推进省域间碳减排合作。

基于碳排放生产优先级的综合能源虚拟电厂优化运行策略

随着综合能源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碳排放难以控制的问题愈发凸显。为最大程度降低综合能源交易市场的碳排放,先构建了电—热—冷—气综合能源虚拟电厂的系统构型,为其建立需求转换模型和碳排放生产优先度指标;再搭建基于碳排放生产优先级的综合能源交易分配模型;然后,根据确定的各能源交易量,以综合能源供应商、共享储能运营商和用户这三方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优化各能源定价及需求响应策略;最后,将优化的能源交易策略与3种能源交易策略进行对比,验证该策略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该策略的碳排放量比策略2、3、4的分别降低了23.4%,30.1%和21.1%,其收益总体相较策略2、3、4的相差不大。该策略能较好地促使综合能源交易市场的低碳运行,同时也兼顾经济效益。

低碳视角下的城市产业发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步伐加快、工业化水平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将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当中,以解决碳排放问题是当前全世界城市发展的方向。而在城市碳排放的内部结构中,生产性碳排放无疑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最重要的调整对象。本文根据南京市2000年以来的生产性能源消耗情况,对近几年南京的生产性碳排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南京生产性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借助现有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低碳产业的发展,以及促进政策创新等产业发展战略。

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测算研究

科学的碳排放核算是分配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关键。在梳理碳转移核算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MRIO模型和最新2012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30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进出口隐含碳及省域(区域)净碳转移量,揭示了国内省域(区域)间碳转移方向与根源。结果显示:第一,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等指标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需求调出(调入)引致碳排放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第二,国外通过国际贸易对中国进行了净碳转移,东部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中西部省份存在净碳转移,其中西北地区的国内净碳转入量最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净碳转出量最大;第三,省域净碳转移的原因主要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区域分工差异、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等相关。最后,提出地区应制定差异化的减排政策、省域净碳转移应由生产地和消费地共担等建议。

国际最终需求视角下消费碳排放的测算与分解

研究目标:探索国际最终需求视角下消费碳排放的测算与分析。研究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采用MRIO模型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地区)最终需求视角下的消费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是全球出口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经济体,欧盟是全球转移碳排放最多的经济体;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碳排放中"境外排放"所占比例较高,且主要来源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相较于发展中经济体,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更多地来自服务行业,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主要来源于采掘业,重工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从隐含碳排放实现方式来看,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的中国、印度,其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是由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而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以能源、矿产资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其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是由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研究创新:基于"消费者责任"原则,在生产碳排放的基础上测算了不同经济体的消费碳排放,并对一国(地区)出口隐含碳排放的行业结构和实现方式进行了研究。研究价值:有利于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为准确核算一国(地区)碳排放的规模并界定其理应承担的碳减排义务和责任提供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