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考量

【目的】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政策是否实现种植结构调整目标,以期为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实现大豆振兴计划提供经验借鉴。【方法】利用2019年7—11月和2020年9—11月吉林和黑龙江的追踪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初始条件和规模异质性角度进行考察。【结果】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然而,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具有较大差异。原本农户家庭种植大豆的比重越低或越高,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越不利于激发该家庭增种大豆的积极性。②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能够提高普通农户和规模户Ⅰ型大豆种植比重,而对规模户Ⅱ型的效果不佳。③规模户Ⅰ型大豆种植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总体经营面积的下降而非种植结构的调整。这一结果表明,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很可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水平的提升。【结论】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农户应施行差异化的补贴标准,促进大豆规模化经营,以实现大豆振兴。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激励效果评估

本文首先基于2015-2021年我国大豆主产区10个省份124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借助二分法的思想,测算了该补贴政策对大豆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激励效果。结果表明:一是2017年实施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使得2017-2021年试点区大豆播种面积较2015-2016年平均提高了2.5%(3.07万公顷)。二是相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该政策对于种植规模为12.75-25.50亩的农户扩种大豆的激励效果最强,对于种植规模为6.38-12.75亩的农户激励效果排第二,对于种植规模为3.19-6.38亩的农户激励效果排第三,而对于种植规模3.19亩以下农户的激励效果最弱。当农户种植规模小于0.31亩时,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扩大大豆播种面积没有显著影响。建议根据农户种植规模,基于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激励效果的评估,实施差异化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肇始于2016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是基于玉米临储价格的弊端而进行的修正式改革,旨在回归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定价机制。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提升市场竞争力、改善下游企业经营状况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保障农民收益、推动种植结构调整方面的效果不确定性较高。研究发现,缺乏弹性的生产者补贴完全忽略了收购市场价格的波动,致使生产者引导价格——收购价格+生产补贴——在收购价格上行时严重地被放大,进而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严重误导,形成过度的供给;按照玉米面积发放补贴的方式具有较强粗放性,也会抑制政策效果的发挥。鉴于此,本文认为应实施可调节的补贴标准,并将补贴依据由播种面积改为玉米销售量,以完善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

大豆补贴政策变化对其播种面积的影响

一直以来,粮食补贴政策的出台对于稳定粮食价格及保障粮食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以大豆主产区2008年至2018年宏观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十年间三种补贴政策对主产区大豆播种面积的影响。研究表明,2008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与2017年实施的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大豆播种面积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2014年实施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大豆播种面积有一定抑制作用。应保持补贴政策的稳定性,强化优势大豆主产区的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我国大豆的价格竞争力,稳定大豆播种面积。

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价格支持政策时期大豆TFP的基础上,使用DID模型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的净效应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大豆TFP的有效提升,但存在结构性差异,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大豆TFP;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产生的抑制作用持续性并不强;价格支持政策形成"消极生产率效应"的作用路径是其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抑制了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考虑到短期内无法缩小同玉米单产差距的实际,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若不能给予农户稳定的收益预期,则对改善TFP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为此,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中应加强系统的战略设计,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

玉米收储政策改革与目标价格政策重估

玉米作为中国最大的谷物品种,建立有效率的收储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是玉米收储政策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家未选择呼声很高的目标价格政策,而是出台了“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经过几年运行,生产者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临时收储政策带来的困境,但在保护农民利益、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为此有必要重新评估2016年以前热议并几近共识的目标价格改革方案。玉米目标价格改革方案搁浅,不是政策本身的非可行性,而是受到了粗放的大豆目标价格改革方案失败的牵连。研究显示,目标价格政策具有更强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更有利于保护农民收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减少政府财政支持。基于现实已具备的可行性条件,本文给出了玉米目标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设计。

收储制度改革促进大豆“扩面”了吗?——基于县域层面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3—2018年的县域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模型考察在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生产面积的影响,并对时间异质性、区域差异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使大豆面积平均增加了11%左右,且政策实施地区大豆生产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扩面”作用存在“补贴-效用”偏差的问题,即虽然2018年补贴额度较2017年显著提升,但2018年(9.76%)的“扩面”作用却不如2017年(12.71%);(3)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他三个地区均存在“扩面”程度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上升的问题,更为甚者,政策改革对2018年吉林省大豆的“扩面”作用竟为负向;(4)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大豆生产面积的原因在于种植收益的显著提高,而政策效果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增长的原因在于地租的同步增长。研究为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大豆面积提升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大豆生产状况提供政策启示。

生猪产业链价格传导路径及其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SVAR模型,基于两种玉米价格支持政策对玉米价格和生猪市场的影响,比较和分析了生猪产业链上游至下游再到一般价格水平（CPI）的价格传导特征,弥补了以往生猪价格传导分析忽略政策影响的不足。不同政策时期,中国生猪产业链价格传导的特征有显著差异。一方面,政策执行期内玉米价格对生猪价格的近期和累积效应均较强;另一方面,政策改革期内生猪价格对CPI的近期和累积效应均较弱。并且,政策改革期内生猪价格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中,玉米价格贡献显著增大至28%。此外,不同政策时期也有相同特征,仔猪价格对生猪价格影响在不同政策时期均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