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与出路:基于生产型财政的视角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症结可以归结为五个经济结构问题:收入结构、生产的投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财政支出结构。产生这五个结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型财政。在"收"的方面,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大;在"支"的方面,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支出比重过大,对企业转移支付比重过大,而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过小。所以,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财政制度,更具体地说,是改革生产型财政。第一,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不超过当地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在近期,至少要按一定的比例与后二者挂钩。第二,开征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税,由中央政府用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

财政生产性支出、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内需不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政府也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微。在肯定了财政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挤入作用的基础上,将税制结构引入增长模型中,理论上证明税制结构对挤入作用的影响,再运用我国30个省级区域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研究表明,总体上,我国间接税比重偏高,削弱了财政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挤入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间接税比重均偏高,且各税种在地区间影响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税制结构,最大限度消除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消费增长的阻碍,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财政40年: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公共财政到现代财政之路

1978年以前,我国财政主要是一种"生产建设型财政"。1978年以来,这一财政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灶吃饭"时期;二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建设时期;三是2013年以来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时期。一部40年的财政改革发展史,生动折射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之路,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生产性财政支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探讨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与消费水平呈非线性U型关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呈现U型变化趋势。在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压作用不明显时,财政收入通过生产收入的影响主要促进居民消费,对非生产收入的影响也主要通过生产收入实现。而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强烈的挤压效应时,这两类支出都会产生刺激效应。在城市化率与居民消费率的U型关系中,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可通过加强对居民消费率的适度抑制,在城市化率较低时产生积极效果,在城市化率较高时则可通过对居民消费率的适度促进,发挥更大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关系,而与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其他因素有关。文章在Barro(1990)模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模型设定形式进行适当改造,对生产财政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生产财政下,政府只有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支出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增加则不利于经济增长;然后,用我国生产财政时期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变迁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的产业结构模型,考察了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农业部门生产性财政支出、非农业部门生产性财政支出以及福利性财政支出通过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非农业部门生产率以及扩大非农产品需求的渠道促进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流动。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地级市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使得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认为应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财政支出竞争推进了地方高质量发展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历程中,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年-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效益、创新能力、民生水平与绿色发展四个维度,运用熵值法构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竞争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竞争对地方发展质量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而非生产性支出竞争对地方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竞争和非生产性支出竞争均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但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效应则不显著。因此,应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同时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转型:以“有形之手”促进科学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安全和加快工业化及突破"贫困陷阱"等因素,中国建立起能够贯彻赶超战略的高积累体制,此时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将分散的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用于建设,这个时期的财政也可以称作"生产建设型财政",它保障了中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1978年至2011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政府和资本共同主导发展的特点,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公共服务型财政的目标,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以后,财政转型加快步伐。由于工业化中期的投资需求、就业压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使得财政转型并不尽如人意。2008年以来持续的世界金融危机、国内收入差距过大的压力等使得财政转型所提供的扩大内需、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成为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未来财政转型的速度必将加快。

公共服务均等化维度下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构建

促成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制,重申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现代化问题,剑指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之症结。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统计数据,探究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总体财政收入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方式和影响水平,指出了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之弊端,据此对改革我国财政体制作出建言。

财政支出结构对国民福利的影响——基于协整方法与VEC模型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可以增加国民福利,但如何安排财政支出结构,使国民福利最大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短期中财政生产性支出以及消费性支出对福利的影响时大时小,甚至有时是负作用,但一般在下一期会对本期的增长做出迅速调整。长期来看,财政生产性支出对国民福利的影响较大,因此要提高人均福利,要提高财政生产性支出的比例。

论财政特征和财政困难

我国财政困难局面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主要表现在赤字猛增,债务日重上(见表1)。对于这种情况,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财政界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从财政运行特征和经济发展规律出发,结合我国财政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就财政困难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谈些个人看法。

财政支出结构如何影响农业保险的反贫困效果

利用2007—2018年我国财政支出相关数据,从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两个角度,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影响及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的总水平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存在正相关显著影响,且保障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7555,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为0.5972;财政支出结构通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业贷款额度三个方面对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产生影响;保障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对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保障性财政支出和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增加1亿元时,重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会相应增加583100元和116600元。因此,在增加保障性财政支出投入的同时,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既有利于增强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又有利于缩小农业保险反贫困效果的差异。

《效益财政论》:开拓征途上的创新之作

童道友、陈秦安、张安胜、杨灿明同志所著《效益财政论》,在1995年问世,引起财经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新近,又看到了此书经作者修改充实之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再版。《效益财政论》作者是湖北省财政系统的领导同志和科研、教学工作者。

论公共财政模式的要义与转换

中国的财政模式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 ,即从传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转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模式。然而 ,笔者认为 ,目前理论界对公共财政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公共财政体制本身的构建方面 ,而忽略了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本文拟对此做些探讨 ,并就如何向公共财政模式转换提出若干对策。

公共财政支出对城市人口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蒂伯特模型的猜想

以2001—2015年中国14个大中型城市为样本,采用个体固定面板效应模型,分析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城市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能极大地提高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而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城市消费性财政支出无法形成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另外,户籍制度放松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较好、工资水平高的城市更能吸引人口流入.

论市场与政府的比较优势——兼评财政模式的特征

配置资源满足私人需要是市场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满足公共需要是政府的比较优势。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的生产建设性财政没有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用政府过度替代市场。而公共财政作为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发挥二者的比较优势则是其基本特征。

加快转变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从当前实际出发,努力朝着实现公共财政的体制目标迈进,必须下大力气,选择突破口,找准切入点,先从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建立入手:(1)转变观念。树立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观,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性财政职能为主的传统观念。把保障公共支出。

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PI和PPI的相对变化

本文使用结构性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别选用CPI和PPI两个价格指标,从财政支出分类的视角,对我国物价的财政属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将我国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后,(1)CPI在短期内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对PPI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这就表现出CPI更加具有弹性;(2)生产性财政支出对CPI和PPI的影响都为正的,而消费性财政支出对CPI和PPI的影响都为负的,因此保持供求稳定对稳定物价具有重要影响;(3)消费性财政支出对CPI的贡献度较大,PPI更易受自身因素影响。

贸易自由化促进财政政策福利变化的经验检验

采用1978年至2006年年度数据,通过建立SVAR模型定量考察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财政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面对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受到负向的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反应大体为正。其中,对外贸易明显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