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数字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国内分工深化——兼论产业链外部风险

数字经济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和“低效率”的传统属性,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需主导型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国内生产链长视角考察数字投入对服务业国内分工深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投入一方面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加国内生产链长,促进国内分工深化;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推进高收入国家的国内分工深化。本土市场规模会产生逆向牵引和虹吸效应,从而强化数字投入的分工深化作用。这一结论在更靠近需求端的下游行业和门槛效应分析中得到了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作用更明显;数字产品投入和国外投入对国内分工深化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强化分工深化效应。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投入会通过降低生产过程外部风险提升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蓄水池”和“压舱石”的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打造内需主导型服务业价值链,实现服务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演变及其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生产引致的内外产出差异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演变特征,并与主要经济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下游度在2000—2014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生产链条正不断向生产侧和消费侧双向延伸。从“产出供给链”看,全球价值链生产引致的国内生产阶段数要多于国外生产阶段数,内外联动效应明显;从“投入需求链”看,全球价值链生产引致的国外生产阶段数要多于国内生产阶段数,然而国外对国内的带动效应并不显著。从全球价值链位置来看,制造业全球分工位置不断向下游偏移,而服务业全球分工位置的“上游化”趋势日益明显。进一步进行国际比较后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链条全球最长,成为全球中间品供应和消费的枢纽,服务业的生产环节数要少于G7等发达国家,但高于“金砖”“新钻”等发展中国家,并且服务业更加侧重通过需求侧参与全球分工。此外,制造业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分工位置演变趋势呈现多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