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诠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足以"并非表明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对所生产、销售的食品性质提出的要求,因而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也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主观上认识到他人将利用提供的服务实施犯罪,客观上也促进了他人犯罪实施的,根据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只要提供贷款、运输、邮寄、仓储、出租房屋等服务中立行为没有制造不被法所容许的危险,就不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共犯。

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之完善——以《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食品卫生法》已随之失效,但《刑法》有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变更,这造成了其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缺少应有的衔接与协调,难以满足社会现实及司法实践保护食品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应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的角度,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修改,以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体系。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玩忽职守罪的应用

在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中，由于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无法精准地把握行政相对人哪些违反动物卫生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犯罪。同时，个别执法人员“隔山开证”、只收费不检疫以及不履行监管职责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行政执法人员因渎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此，本刊在“培训园地”栏目开设了教材讲义连载，委托青岛东方动物卫生法学研究咨询中心结合近年来与动物卫生行政执法相关的刑事案例，编写了《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讲义》，以期指导执法工作。本刊将逐期刊登，供执法人员参考。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的认定

主流观点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主观罪过仅限故意,但对于故意的形态存在分歧,主要根源在于对该罪危害结果的内容存在不同认识。该罪危害结果的内容应为行为人实施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生产、销售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危险,因而该罪应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认定嫌疑人是否具有故意即是否“明知”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存在推定明知过度扩张适用的问题,在认定嫌疑人具有“明知”时应确立一般标准和嫌疑人自身特定情况的特殊标准,以二者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去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以限制推定明知的过度适用。

不让竹笋变“毒笋”——重庆市检察机关打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犯罪纪实

作为我国的传统食品，竹笋被誉为“素食第一品”，深受百姓喜爱。然而，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让竹笋保持新鲜“卖相”，竞用化工原料熏制或浸泡加工，使原本美味、原生态的竹笋，成为了餐桌上的“毒笋”。2013g4月至今年4月，武隆县检察院就起诉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案件8件14人，查获“毒竹笋”50余吨。

对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猪肉案件的查处

1案情介绍2013年4月22日,襄阳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市民举报,称市区某市场有人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猪肉。监督所随即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查获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猪肉3538千克,依据《行政强制法》相关条款,对查获的猪肉进行了异地封存。因涉案猪肉数量巨大,监督所于4月24日将该案移交襄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5月6日,公安机关按照调查取证程序,采集肉样送到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肉品质量鉴定，检测报告显示沙门氏菌超标，认定为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分析

2002年9月13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开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案,犯罪行为人尚某、汪某、刘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结合刑法理论、《刑法》和《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和探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的确定。

广州市A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香精案

一、案情介绍 2011年6月8日晚，广州市稽查分局接广东省局通报，广州市A公司生产的番石榴香精TMF-5800产品在福建省质监局组织的专项抽检中检出邻苯二甲酸二乙酯（以下称DEP），广州市稽查分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由稽查分局谭局长、梁副局长带三、五科执法人员，会同市局食品处、萝岗区质监局、市质检院等共计25人，连夜赶到A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足以”型危险犯的认定和适用——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为例

“足以”型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把其认定为抽象危险犯的做法或者把“足以”仅用于描述行为性质的观点,与刑法基本原理相冲突;而引入“第三类危险犯”概念,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当一个犯罪同时为危险犯和行政犯时,适用危险犯三分法的结构可能使行政不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在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时,针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解释,应采取三阶段判断法来认定具体危险的存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藏乳制品贮运销售卫生规范》征求意见生产企业要在包装上标示冷藏温度

8月8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冷藏乳制品贮运销售卫生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布，明确了冷藏乳制品贮存、运输、销售终端等环节的冷藏要求。按照《征求意见稿》，今后企业要在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上标示冷藏温度，以确保贮运销售环节操作人员以及普通消费者了解冷藏所需具体温度。

法经济学视角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完善

最新国家法治政策对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核心罪名且有关司法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有必要从法经济学角度考虑该罪的立法完善。因该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性转变,有必要将其调整至“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犯罪构成中行为主体应扩展至“经营者”、保护对象应细化至“孕妇”,并可匹配特定情形下的“非法持有危害食品安全的原料或添加物罪”。相关刑罚体系设计更应关注惩罚的效率与效益,可将过去的“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和生命刑为辅”的配置,调整为“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生命刑为辅”的布局,适时规定更为明晰的职业禁止刑罚,对牟利动机明显的犯罪者加大罚金等财产刑。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司法防范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本。但是,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毒奶粉、毒馒头、毒豆芽、苏丹红、皮革奶、瘦肉精等等,无不令人谈食色变。因此,如何规制食品安全,净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的环境,将是国家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切入点,探讨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和司法防范问题。

生产销售食品犯罪几个疑难问题的认定——不卫生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罪名认定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的食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些食品的原料是食品原料,而不能是掺入的非食品原料;二是该食品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是指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区分两种生产销售食品犯罪的根本在于两个:一是毒源不同,二是掺入方式不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法体例探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威胁到公共安全。在现行立法体系中,将该罪置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中稍显不合理。若将该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一章的体系之中,从危害公共安全的角度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行为,将会更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相关问题研究

“国安在乎民,民安在乎食”,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福祉的基本民生问题,牵动着每一位普通公民的心。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提高了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处罚力度,而近些年频发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昭示着刑法对其进行进一步规制的必要性。本文通过梳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分析治理对策,以期能为审判实务中更好地认定该罪、打击食品犯罪贡献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