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切入

抽象危险犯与法定犯对法益保护的双重前置,使得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规定的法定犯的入罪更为便捷,而出罪通道不畅,从而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却容易侵犯行为人的权利。法定犯认定参考行政法制定标准的相对性为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预留了解释空间。应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合理构建抽象危险犯类型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实现个案正义。在实体法方面,应提倡法益的合目的性考虑,在具体案件的司法认定中适用"但书"进行实质解释;于程序法方面,在加强有效辩护、灵活适用酌定不起诉等制度的同时,尤应强调鉴定意见的规范适用。以刑事政策类理由直接出罪和由被告人承担犯罪不成立的证明责任不是妥适的出罪路径。

降低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探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正为视角

降低入罪门槛与刑法谦抑原则并无矛盾。犯罪圈具有动态性,每个国家都应当依据刑事法制状况确定犯罪圈的扩大或缩小。我国目前的总体趋势应当是扩大犯罪圈,并使刑罚轻缓化。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下称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扩大犯罪圈,与刑法谦抑原则没有实质的矛盾。没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同样具备入罪的标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凸显出多元当代价值,其核心价值是彰显刑法对民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实现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正面价值,必须妥善解决该罪修改后所引发的相关问题。

对生产销售假药罪抽象危险犯合理性的探讨

药品安全一直是我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危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因此我国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罪有着较为严厉的规定,立法机关生产假药罪在刑法中作为具体危险犯的做法引起了社会的争议,本文基于该罪做为具体危险犯的不合理之处进行研究。

生产销售假药罪所涉的法益重思——试析该罪所涉之集合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范要素,进一步表明该罪对所涉秩序法益的保护倾向,鉴此有必要重新解读该罪所涉的法益保护。以人本法益观为基础的“个人法益说”和以集体法益观为基础的“秩序法益说”皆因其偏激的观点而致支持者甚少,而折中的“复合法益说”乃成为通说,但其却依旧存在理论缺漏:没有回答药品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权之间是“相加关系”还是“相融关系”,也没有揭示秩序法益作为派生性法益的外层考核机能和个人法益作为原生性法益的内核检验机能;故须在复合法益的基础上提出生产、销售假药罪所涉的法益保护是集合法益,应将药品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权表述为“事关生命健康的药品管理秩序”。

由生产销售假药罪浅析药品监管法律制度的问题及其建议——以四川省相关判例调研为依据

本文在实证捋析140份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决书及其所揭示的有关问题基础上,对比分析了药品监管法律制度,进而提出健全药品基层监督执法机制、加强药品普法宣传、规范药品流通以及完善《药品管理法》配套法律法规等建议。

西安中院宣判两起假冒注册商标、生产销售假药案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14日)一审宣判两起假冒注册商标、生产销售假药案。西安市中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被告人高丁宇和罪犯胡旭得知西安杨健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香丹清'牌珂妍胶囊销路好,便伙同罪犯赵思博、冉应祥预谋低价购入假冒的'香丹清'牌珂妍胶囊牟利。胡旭、赵思博、冉应祥伙同被告人高丁宇在吴红波。

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2017—2021年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应用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27.0、Excel等软件基于2017—2021年788份涉网药品安全犯罪裁判文书以及1510名被告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呈现犯罪地域性特征突出,数量显著减少,犯罪人以青壮年为主,文化水平特征突出,犯罪团伙地缘性、家族式特征突出,药物来源涉及种类复杂多样,危害后果两极化,量刑特征较为突出等特征。分析得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存在以下问题:犯罪主体团伙化,亲密性高致使案件突破难;假药成分多样、鉴定复杂,犯罪认定难,取证难度大;量刑轻刑化趋势致使犯罪屡禁不止。对此提出如下几点侦查对策:深挖犯罪线索,以“三维”信息打开假药案件突破口;加强综合侦查研判,以犯罪人社会关系摸排犯罪网络;组建专业侦查人才队伍,科学设置“预检分流”环节,健全药品保管制度;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厘清各犯罪主体责任,提出合理量刑建议;提高资源保障力度,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中假药的认定问题——以保护法益为实质导向

有涉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的法规调整,使得假药认定标准适用困难。探析该罪所侵害的法益之内容及梳理法定犯和自然犯理论,应明确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是法定犯,当以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该罪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并根据法定犯的违法相对性论来发挥我国《刑法》对假药认定标准的实质判断作用。尽管药品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均为该罪所侵害而应予保护的法益,但以后者为内容的规范保护目的是实质判断的依据。如此一来,就基本解决了假药认定标准的行刑衔接问题。为了完善该衔接流程,应允许被告人对初步认定的假药提出反证;同时由于行政法中假药和劣药的分界不清,导致刑法中也出现类似问题,还可以分析法律文本而在刑法中直接规定二者的界分标准,将假药和劣药认定为种属关系以及完善假药的一般性概念来解决问题。

法定犯的扩张与适用的限缩——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改为例

刑法修订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为积极主义的立法趋势,入罪门槛降低以及法益性模糊,由此造成法定犯的不断扩张。生产、销售假药罪成为"修改之最"(修改频率),反映了立法者从最初对法定犯的认识错误到最终的自我修复,即从最初的定罪不断提前直至与行政罚高度竞合,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符合刑法理性的复归,回到了相对积极主义的限缩适用的思路。该罪应该被确定为实质犯,假药是指《药品管理法》中的实质上假药的部分,体现了对不纯正法定犯的认同,从而证明了刑法规范追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数量和情节的叠加,而是行为本身危险的存在,而这种危险又可以体现为刑法对相对违法性的追求。落实到法定犯的认定,即使承认法益侵害理论,在认定时也必须叠加个人法益,否则行为不应该进入刑法评价的视野。由此,对于积极主义的立法观也应一分为二看待,立法的"积极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满足刑法立法的道德诉求才是刑法规范合理性的依据。

是生产销售假药罪还是伪劣产品罪

【案情介绍】 2008年2月，北京某药监分局接到电话举报，反映本市某小区10号楼1单元203室出租房内有人生产假药；经药监分局和公安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基因癣康”、“癣泰尔康”、“基因鳞清”、“紫丹银屑胶囊”等大量药品及私刻的收费专用章（协和医院鱼鳞病收费专用章、中国中医首都牛皮癣治疗中心收费专用章、协和医院牛皮癣收费专用章），以及储蓄卡、中国邮政储蓄存折、大量的中国中医首都牛皮癣康复中心疗效跟踪卡、药品外包装盒、塑料空药瓶、

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探讨与解析

对于《刑法》第141条规定之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争议,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来就从未停止,而近期发生的"陆勇案"更是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文章对该罪的法益进行分析,将其重点明确于人体健康权益之上,以明确解释该罪的基石;以对构成要件行为进行法教义学解释,再次明确了"生产"与"销售"两个行为的概念,以从技术上厘清该罪的行为内容;对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进行具体分析,针对该罪能否进行危险反证与能否构成未遂进行探讨,以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刑法教义学检讨

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任何犯罪行为都是造成了法益侵害或威胁的行为,故单纯行为犯在法治国家的刑法中没有存在余地。生产、销售假药罪不是行为犯,而是抽象危险犯,实施了生产、销售假药的相关行为之后一般即会产生立法之初所设定的符合该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风险。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具有法定的风险出现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客观判断,在行为仅具有规范违反而没有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实质危险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而且,假药的认定,应采取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刑法法益保护目的实现的途径。采用(二元)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有助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正确理解和适用。

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法益之识别——公众生命健康安全之再提倡

基于法定犯和行为犯的双重属性以及前置法过于形式化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保护法益在理论上存在行政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安全两种解释。绕开法益围绕个案出罪路径的研究无助于明确该罪的处罚范围。以实定法规范之外的公民法感情、违法一元论(二元论)以及秩序和安全价值的抽象比较为依据的法益探讨方法,使法益问题上升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论层面。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应当回归刑法规范本身,以保证刑法规范的自身合理性为目标。在形式的合逻辑性层面,生命健康安全作为保护法益与该刑法规范修改变迁的逻辑相契合,同时也能保证该规范与其他刑法规范相协调。在实质的合目的性层面,将行政管理秩序纳入法益的观点不过是法益保护主义坚守者对刑事立法的妥协。这一做法将完全架空法益的自由主义功能,使法益概念失去其存在意义。

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构成研究及立法完善

生产、销售假药罪侵犯了药品监督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了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应采纳一般标准说;本罪的罪过形式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间接故意,还有过失,是混合形式的罪过;本罪的罪名应由“生产、销售假药罪”改为“销售假药罪”;在刑罚处罚中,应当引入资格刑,完善刑罚体系。

生产、销售假药罪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看似降低了入罪门槛,实际上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而,并不存在单纯降低入罪门槛的问题。以刑法的公平性为视角对该罪修改后入罪、量刑等问题进行探讨,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行为规范手段应当保持必要的活性。

生产、销售“假兽药”行为刑事认定释疑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存在较大的立法差异,但在体系解释中又互相影响。刑法中“假兽药”的认定完全从属于前置法有违具体规范的独立价值以及罪名本身的立法精神。从构成要件层面、法益层面以及立法动向角度来看,“形式假兽药”并不属于刑法中的“假兽药”,“实质假兽药”也不必然属于刑法中的“假兽药”。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法条竞合中的交叉关系。产品犯罪普通法条兜底规则存在行为对象上的适用限制。一般生产、销售兽药违法行为不必然构成非法经营罪。参照妨害药品管理罪立法例增设妨害兽药管理罪既迎合了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符合罪名认定的现实需要。在现行刑法下,对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以及不符合产品犯罪普通法条兜底规则的一般生产、销售兽药违法行为应当以无罪论处。

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辨正与“假药”刑法内涵分析

界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假药",必须明确两条主线与逻辑起点:一是明确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不是国家对药品的监督管理秩序;二是法秩序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刑法机械地"比附援引",法秩序统一是法精神的统一,与法概念的解释无关,坚持法秩序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对不同法律部门的概念均作相同的解释。在这两条主线与逻辑起点的当然推导下,应将"假药"限缩解释为不具有真实药效的药品,这既符合规范目的,又有利于软化法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