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切入

抽象危险犯与法定犯对法益保护的双重前置,使得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规定的法定犯的入罪更为便捷,而出罪通道不畅,从而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却容易侵犯行为人的权利。法定犯认定参考行政法制定标准的相对性为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预留了解释空间。应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合理构建抽象危险犯类型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实现个案正义。在实体法方面,应提倡法益的合目的性考虑,在具体案件的司法认定中适用"但书"进行实质解释;于程序法方面,在加强有效辩护、灵活适用酌定不起诉等制度的同时,尤应强调鉴定意见的规范适用。以刑事政策类理由直接出罪和由被告人承担犯罪不成立的证明责任不是妥适的出罪路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若干问题探讨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是指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规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本罪的对象是有毒、有害的食品 ,但特殊情况下 ,该罪的对象也可是非食品。主观方面出自故意 ,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形。

法经济学视角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立法完善

最新国家法治政策对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核心罪名且有关司法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有必要从法经济学角度考虑该罪的立法完善。因该罪保护法益的实质性转变,有必要将其调整至“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犯罪构成中行为主体应扩展至“经营者”、保护对象应细化至“孕妇”,并可匹配特定情形下的“非法持有危害食品安全的原料或添加物罪”。相关刑罚体系设计更应关注惩罚的效率与效益,可将过去的“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和生命刑为辅”的配置,调整为“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生命刑为辅”的布局,适时规定更为明晰的职业禁止刑罚,对牟利动机明显的犯罪者加大罚金等财产刑。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相关问题研究

“国安在乎民,民安在乎食”,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福祉的基本民生问题,牵动着每一位普通公民的心。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提高了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处罚力度,而近些年频发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昭示着刑法对其进行进一步规制的必要性。本文通过梳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分析治理对策,以期能为审判实务中更好地认定该罪、打击食品犯罪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司法防范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本。但是,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毒奶粉、毒馒头、毒豆芽、苏丹红、皮革奶、瘦肉精等等,无不令人谈食色变。因此,如何规制食品安全,净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的环境,将是国家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切入点,探讨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和司法防范问题。

生产销售什么样的食品有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

新时代危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研究

尽管我国《刑法》中的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但其中“食品”的范畴远超行政法上的范围,且在该类罪中,两个具体罪名中的“食品”范畴也不一致;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等危险为基础,需仔细甄别病死、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制品是否具有刑事违法的危险性,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性原料”,应限定为法律法规禁止添加、使用的物质,只有实施了“掺入、掺有”行为,才应成立该罪。

涉“瘦肉精”案件定罪量刑探析

涉“瘦肉精”案件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准确审理该类案件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对涉“瘦肉精”案件的定罪、量刑、法律适用等都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契机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直接涉及食品安全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订,使其与《食品安全法》相协调,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刑法修订的内容有进步的一面,但从构建严密的保护网方面来看,修订后的罪名仍有疏漏和不易于实践操作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改进。

涉地沟油犯罪的规定解读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两高一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为视角

2012年针对地沟油加工、销售愈演愈烈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但该《通知》的规定只作为一种参考提供给公检法部门,它本身不具备刑法的强制力。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对涉地沟油犯罪作出系统的规定,给今后办理地沟油类犯罪案件提供明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