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日本“生前葬”

近年来,日本“生前葬”逐渐走到大众视野,它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举行的独特的葬礼。它以葬礼之名举行并保持着一些葬礼的形式,却又打破了葬礼的肃穆气氛,是在根本上与葬礼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仪式,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民俗现象加以分析。在约翰·赫伊津哈游戏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对“生前葬”仪式活动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生前葬”在对传统葬礼进行模仿、再现基础上发挥着游戏“对某样东西的再现”的文化功能;其次,“生前葬”具有自由、非日常性、自成目的性、时空的限定性、独自的绝对秩序、紧张特质、游戏圈子、神秘气息的游戏形式特征;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游戏本质的乐趣也融入到了日本“生前葬”之中。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生前预嘱签署的困境与挑战

目的:分析在生前预嘱签署过程中各利益相关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优化生前预嘱的签署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23年7月—11月对来自深圳市的生前预嘱(潜在)签署主体、家属、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共33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共提炼出3个主题和6个子主题,分别为空间错位(医院之外、医院之内),时间错位(为时尚早、为时已晚),主体错位(家属“越位”、患方“让位”)。结论:生前预嘱签署在实践过程中,签署地点、签署时间、决策主体3个维度存在错位,导致生前预嘱在推广实施中遭受冷遇。提示未来需要搭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平台,加强生命教育,在公众中建立生前预嘱的理念,从而推动生前预嘱签署的相关共识的达成。

从推广生前预嘱的角度谈缓和医疗照护对象

目前,世界上所有提供缓和医疗服务的国家和地区,均将生前预嘱以及具有表达个人意愿功能的相似文件作为开展此项医疗服务的合法性前提。缓和医疗照护对象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伦理道德或专业技术问题,其范围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而被不断修正和完善。与此同时,生前预嘱的概念和推广方式也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更新和变化。缓和医疗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是科技膨胀的时代人们重新认识生命本质的产物,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作为推广生前预嘱和“尊严死”这一理念的社会组织,期待缓和医疗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生前预嘱的哲学思考——基于“态度”的视角

我国首部生前预嘱地方性法规已正式施行,关于生前预嘱的研究必须更加审慎和严格。存在于生命和尊严博弈中的“态度”决定了生前预嘱能否真正落地。在生前预嘱中,反应态度和客观态度的内部矛盾难以消除,知情同意面临着家庭态度的挑战,而个体认知甚至会导致自主态度的不自主。从生前预嘱的成立和启动出发,可以在解决内部态度矛盾的基础上完善生前预嘱体系的内部路径,而外部路径的完善则要尽力消除家庭、医院和社会的态度对生前预嘱的多重影响。

论我国生前预嘱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生前预嘱制度的推广和应用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生前预嘱制度的构建尚需要解决订立主体的范围、订立的形式、适用对象、适用的限制等问题。首先,生前预嘱的主体应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年龄和精神两个层次判断。其次,生前预嘱的形式应当为要式,且应当为书面形式。再次,生前预嘱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永久性植物状态患者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后,生前预嘱的适用还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其适用范围不宜过宽并且不能危害到他人合法利益或者是社会公共利益。

推进我国生前预嘱立法的思考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在面对重症疾病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高科技的发展与更加深入的医药研发为病人接受治疗提供了保障,而生前预嘱制度为某些符合条件的病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深圳市首次将生前预嘱制度写入法律,但是在实践中尚未得到较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生前预嘱制度具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生前预嘱立法将进一步推动该制度的应用。

论我国患者生前预嘱撤回权的行使

依据“入口—出口”的制度设定逻辑以及《民法典》关于生命尊严和撤回权的规定,可解释出患者享有生前预嘱撤回权。患者可亲自行使撤回权,亦可委托代理,但未经许可,法定代理人不得撤回。患者亲自行使时,对其行使能力要求应采浮动认定机制:原则上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如果撤回的预嘱内容是“拒绝维生治疗”时,可降低行使能力标准。生前预嘱撤回方式的选择围绕“如何让患者更有效地行使撤回权”展开,内蕴便捷患者行使和真实性证明二元价值之争。我国患者可采一切能证明其主体能力和内心真意的撤回方式,体现对真实性价值的倾斜和对便捷性价值的兼顾。

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的知信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7月—12月对武汉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160例糖尿病足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信行总分为(99.96±19.84)分,知识维度为(3.74±0.82)分,态度维度为(57.14±10.25)分,行为维度为(39.07±10.7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识的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糖尿病足分级;态度的影响因素是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知信行总分的影响因素是职业和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结论: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态度、行为维度处于中等水平,认知水平较低。医护人员根据糖尿病足病人的不同特征加强生前预嘱相关知识的普及,以提高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的知信行水平。

生前预嘱之合理性及地方性规范的合宪性研究——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为例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颁行,使得我国学界对于生前预嘱的探讨不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从立法规范上予以展开。为推动相关制度在国家立法层面的法治化进程,本文基于对生前预嘱的理论认知,研讨其合理性的基本点及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前提与是否合宪而需论证等相关问题。

牙根不同发育状态下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上颌埋伏阻生前牙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牙根不同发育状态下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对上颌埋伏阻生前牙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该院收治并经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的上颌埋伏阻生前牙84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牙根发育状态分为完全组(牙根发育完全)、未完全组(牙根发育不完全),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时间,比较两组患者而治疗疗效、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未完全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7.62%高于完全组的8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完全组患者治疗时间、牙龈指数、出血指数低于完全组,咬合力、咀嚼效率明显高于完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完全组并发生症总发生率为4.76%明显低于完全组的19.05%(χ^(2)=4.086,P=0.043)。结论牙根发育不完全患者采用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效果优于牙根发育完全患者,且并发症少。

从公证视角浅析生前预嘱制度的落实途径

人们对于生命尊严与生命质量的追求使得生前预嘱制度孕育而生,这使公证作为我国地方立法明确规定的一种生前预嘱制定模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公证在生前预嘱领域的最大作用,成为公证行业聚焦的热点问题。文章立足于我国对于生前预嘱的立法规定,以生前预嘱的含义与特征为切入点,从公证工作视角出发,阐述了生前预嘱实施的公证困境,提出了从加大宣传、推动公证立法、调动各部门联合协作等方面入手,以期推动生前预嘱制度有效落实。

患者自主权视域下生前预嘱的法律障碍及破解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医疗体制下,患者个人意愿被忽视是患者自主权丧失的主要因素。笔者从患者最佳利益出发,以保护患者自由意志和生命尊严为目的,探讨了生前预嘱制定者的资格和决策范围,如何完善生前预嘱实施的法律程序,以及医疗机构的审慎义务和病人自主的可行路径,这有助于深入研究和补充制定生前预嘱法律、保障患者自主权和预防法律风险。

生前预嘱选择缓和医疗的伦理法律问题探讨

从自由意志与生命权之处置两个角度入手,探讨生前预嘱与缓和医疗相关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发现自由意志系生前预嘱的生效基础,对于不涉及生命权处置的预立医疗计划依现行法律“当然有效”;而对于选择缓和医疗、放弃治疗等涉及生命权消极处置的生前预嘱,则需严格限定其生效条件,且医院应当建立一套机制对此予以审查。此外,亦探讨了生前预嘱确定的消极治疗所带来的其他问题,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继续深入与补充立法,并对医生选择绝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及减小医院法律风险具有实际意义。

我国生前预嘱制度实践探索与立法构想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修订颁布,生前预嘱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虽然目前生前预嘱立法还处在地方立法层面,但有关生前预嘱的实践已在部分地方展开,未来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势在必行。深圳经济特区专门立法的实施,还需要制定配套性实施措施,规定准入条件,选择医疗机构进行试点。未来国家立法或者其他地方立法层面在制定《医疗自主权法》或者《医疗自主权条例》时须重点规定生前预嘱的适用范围,生前预嘱的主要内容,患者处于生命末期状态的判定标准和判定主体,生前预嘱应当采取的订立形式与程序,生前预嘱的效力规则,生前预嘱的保存、变更、撤销以及生前预嘱实施的审查与监督,患者、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违反生前预嘱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论生前预嘱意思自治的边界

生前预嘱通过生命个体的意思自治,以实现尊严死亡的目的,但在利于生命尊严维护的同时,亦有损害生命安全之虞,故必须明确意思自治的边界。在原则层面,应当坚持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和不加速死亡原则。在规则层面,对于生前预嘱的适用对象,应当从疾病类型、生命存活期、尊严减损度三个维度进行限定,将“技术上不可治愈的疾病+临终期+主观标准下尊严减损”作为典型适用对象,并将“现实不可治愈的疾病或非临终期+客观标准下尊严严重减损”作为非典型适用对象;对于意定医疗措施,从尊严减损的影响因素看,应当包括不延长痛苦、不加剧痛苦和减缓痛苦三个方面,具体包括拒绝延命治疗、拒绝侵入性治疗和要求安宁疗护。

老年医学教学实践中“生前预嘱”与“安宁疗护”的学情分析

目的 调查老年医学不同身份学员对“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的认知现状,为老年医学相应版块教学改进提供依据。方法 对参与老年医学特定课程的426名学员,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并比较其不同问题认知的差异。结果 在“生前预嘱”概念了解与否方面,不同身份学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84,P=0.054),在“安宁疗护”概念方面,老年科医生及全科医生较医学本科生具有更多的了解(χ^(2)=37.932,P<0.001);全科医生较其他两类人群在决定自己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选择上自主选择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8.737,P<0.001);对“签署生前预嘱”的认识方面全科医生与医学本科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75,P=0.01)。结论 “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在医学本科及继续教育的人文课程中需要加强推广,在普通大众人群中加强普及宣传力度,为提高安宁疗护质量做好铺垫工作。

健康老年人签署生前预嘱意愿探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目的探讨60岁及以上的健康老年人对生前预嘱的态度、签署意愿,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个体因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等维度探讨健康老人生前预嘱签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8名调查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选取8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结果健康老人的生前预嘱签署意愿不高,农村老人、丧偶、年龄71岁及以上有更高的签署意愿。生前预嘱的签署意愿还与家庭重要成员的支持状况、老人理解生前预嘱的能力以及生前预嘱签署后的执行难易等存在相关关系。结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的健康老人生前预嘱意愿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与健康老人的生前预嘱意愿有显著的相关性。

生前预嘱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从国内外关于生前预嘱知信行现状、生前预嘱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生前预嘱的作用三个方面对生前预嘱研究现状进行了剖析,并为促进生前预嘱在国内发展提供些许建议。国外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量性和质性研究,研究内容较为深入。而中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研究内容和方法都较为单一。生前预嘱既保护了患者的自主决策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分配,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对于人口众多、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中国来说,生前预嘱具有广阔的实施前景。

生前预嘱制度的适用与完善建议——基于《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78条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简称《条例》)第78条首次将生前预嘱写进地方立法。为了大众能够积极适用生前预嘱制度,应明确该制度在提高患者临终生存质量、保障患者行使特殊拒绝权以及规避医疗替代决定弊端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为了将来生前预嘱制度在实务中发挥其最大作用,在适用《条例》第78条时需对条文的提供者、医疗措施和执行前提进行扩大解释,对生前预嘱的形式进行体系解释。在未来生前预嘱进入国家层面立法时,要补充医疗决定能力的相关规定,建立立预嘱前的咨商程序,建立生前预嘱登记、修改和撤销机制,对违反预嘱内容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中国癌症患者生前预嘱研究现状及伦理思考

2022年6月深圳首次在国内大陆出台生前预嘱相关法规,生前预嘱有利于减轻癌症患者痛苦,尊重其生命自主权、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但在逐年增多的癌症患者群体中推广实施仍处于困境。本文主要阐述了生前预嘱的概念、理论基础、国内外的发展进程;分析了我国癌症患者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最后从癌症患者、家庭、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伦理思考,以期为我国癌症患者制定生前预嘱相关方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