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是通往善终之路吗?——一个反思性文本

生前预嘱是对临终或伤病末期医疗手段的预先指示。生前预嘱在其发源地美国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有关其后效的评估表明,生前预嘱并未实现其预期承诺。它没有促进更早使用缓和医疗和更少使用延命医疗,没有降低临终医疗开销和促进医患沟通。其模式化的文本难以应对复杂紧急多变的临终医疗境况。从“关系性”和“不确定性”两个维度进行反思,生前预嘱的理念意义大于其实践意义,重要的是提供高质量的临终照护,而不是在模式化的文本中做出选择。

论我国生前预嘱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生前预嘱制度的推广和应用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生前预嘱制度的构建尚需要解决订立主体的范围、订立的形式、适用对象、适用的限制等问题。首先,生前预嘱的主体应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年龄和精神两个层次判断。其次,生前预嘱的形式应当为要式,且应当为书面形式。再次,生前预嘱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永久性植物状态患者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最后,生前预嘱的适用还应当有一定的限制,其适用范围不宜过宽并且不能危害到他人合法利益或者是社会公共利益。

游戏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日本“生前葬”

近年来,日本“生前葬”逐渐走到大众视野,它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举行的独特的葬礼。它以葬礼之名举行并保持着一些葬礼的形式,却又打破了葬礼的肃穆气氛,是在根本上与葬礼完全不同的另一套仪式,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民俗现象加以分析。在约翰·赫伊津哈游戏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对“生前葬”仪式活动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生前葬”在对传统葬礼进行模仿、再现基础上发挥着游戏“对某样东西的再现”的文化功能;其次,“生前葬”具有自由、非日常性、自成目的性、时空的限定性、独自的绝对秩序、紧张特质、游戏圈子、神秘气息的游戏形式特征;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游戏本质的乐趣也融入到了日本“生前葬”之中。

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的知信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7月—12月对武汉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160例糖尿病足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信行总分为(99.96±19.84)分,知识维度为(3.74±0.82)分,态度维度为(57.14±10.25)分,行为维度为(39.07±10.7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知识的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职业、糖尿病足分级;态度的影响因素是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知信行总分的影响因素是职业和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结论: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态度、行为维度处于中等水平,认知水平较低。医护人员根据糖尿病足病人的不同特征加强生前预嘱相关知识的普及,以提高糖尿病足病人生前预嘱的知信行水平。

生前预嘱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构想

202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引发了关于生前预嘱的广泛讨论。生前预嘱制度作为引入概念经常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和界定。目前,我国生前预嘱制度尚不完善,由于生前预嘱制度能够从伦理和法理上保障临终患者的意思自主和死亡尊严,提高处于终末期生命状态患者的生命质量。因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生前预嘱制度进行完善性的构想,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生前预嘱的合法化与适用问题研究

生前预嘱不同于安乐死、协助自杀,契合保护预嘱人医疗自主权、死亡尊严的现实需求,其合法化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其订立主体应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其文本内容系预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其适用情形不宜限制过严,应予扩大解释--一是预嘱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或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时,均应认定其符合生前预嘱的适用情形;二是不应对孕妇的生前预嘱设置排除或部分排除条款,而应尊重孕妇的医疗自主权,且胎儿利益不得绝对优先于孕妇的自主权。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生前预嘱签署的困境与挑战

目的:分析在生前预嘱签署过程中各利益相关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优化生前预嘱的签署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23年7月—11月对来自深圳市的生前预嘱(潜在)签署主体、家属、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共33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共提炼出3个主题和6个子主题,分别为空间错位(医院之外、医院之内),时间错位(为时尚早、为时已晚),主体错位(家属“越位”、患方“让位”)。结论:生前预嘱签署在实践过程中,签署地点、签署时间、决策主体3个维度存在错位,导致生前预嘱在推广实施中遭受冷遇。提示未来需要搭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平台,加强生命教育,在公众中建立生前预嘱的理念,从而推动生前预嘱签署的相关共识的达成。

从推广生前预嘱的角度谈缓和医疗照护对象

目前,世界上所有提供缓和医疗服务的国家和地区,均将生前预嘱以及具有表达个人意愿功能的相似文件作为开展此项医疗服务的合法性前提。缓和医疗照护对象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伦理道德或专业技术问题,其范围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而被不断修正和完善。与此同时,生前预嘱的概念和推广方式也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更新和变化。缓和医疗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是科技膨胀的时代人们重新认识生命本质的产物,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作为推广生前预嘱和“尊严死”这一理念的社会组织,期待缓和医疗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

生前预嘱设立与实施的德国经验及借鉴

德国民法典规定生前预嘱的设立人应当是有决定能力的成年人,但是“成年人”的限制受到质疑。有效的生前预嘱应当包含双重内容,即治疗状况描述和医疗救治措施。这两项内容要满足确定性要求,否则生前预嘱不发生效力。在生前预嘱实施阶段监护人或委托人和医生要审查,是否存在生效力的生前预嘱,生前预嘱中确定的内容是否符合病人的生命情势和医治情势,设立人在生前预嘱中作出的“同意”或者“不同意”是否符合他当下的真实意思。德国生前预嘱立法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转变传统观念、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生前预嘱的哲学思考——基于“态度”的视角

我国首部生前预嘱地方性法规已正式施行,关于生前预嘱的研究必须更加审慎和严格。存在于生命和尊严博弈中的“态度”决定了生前预嘱能否真正落地。在生前预嘱中,反应态度和客观态度的内部矛盾难以消除,知情同意面临着家庭态度的挑战,而个体认知甚至会导致自主态度的不自主。从生前预嘱的成立和启动出发,可以在解决内部态度矛盾的基础上完善生前预嘱体系的内部路径,而外部路径的完善则要尽力消除家庭、医院和社会的态度对生前预嘱的多重影响。

推进我国生前预嘱立法的思考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在面对重症疾病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高科技的发展与更加深入的医药研发为病人接受治疗提供了保障,而生前预嘱制度为某些符合条件的病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深圳市首次将生前预嘱制度写入法律,但是在实践中尚未得到较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生前预嘱制度具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生前预嘱立法将进一步推动该制度的应用。

论我国患者生前预嘱撤回权的行使

依据“入口—出口”的制度设定逻辑以及《民法典》关于生命尊严和撤回权的规定,可解释出患者享有生前预嘱撤回权。患者可亲自行使撤回权,亦可委托代理,但未经许可,法定代理人不得撤回。患者亲自行使时,对其行使能力要求应采浮动认定机制:原则上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如果撤回的预嘱内容是“拒绝维生治疗”时,可降低行使能力标准。生前预嘱撤回方式的选择围绕“如何让患者更有效地行使撤回权”展开,内蕴便捷患者行使和真实性证明二元价值之争。我国患者可采一切能证明其主体能力和内心真意的撤回方式,体现对真实性价值的倾斜和对便捷性价值的兼顾。

我国生前预嘱的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国家立法层面和地方立法中均对“生前预嘱”有一定探索,它符合我国《民法典》意思自治原则,契合生命尊严保护理念,《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2022年修订)以立法方式予以认可。文章对我国生前预嘱的立法动因、立法现状进行分析,对适格的主体、有效的内容、符合法定的程序生前预嘱的要素进行阐述,并提出生前预嘱的立法构想。

生前预嘱的民法权利基础和规范构造之研究

生前预嘱制度仍需在立法层面进行完善,深圳的地方立法作了初步尝试,但其辐射效应有限,且法理、制度规范乃至伦理观诸端均尚待完善。完善该制度需要克服生前预嘱内容的易变性,并调和儒家生死观、孝道与医学伦理之间的矛盾;澄清生前预嘱在民法上的权利基础,确保其与《民法典》中生命尊严权的理念相符;生命尊严原则、明确性及利益平衡原则是制度构建的核心;只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才能制定生前预嘱,特殊情况下可设代理人决策;预嘱形式应严格,内容以“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以及我希望谁帮助我等为基础。此外,建立生前预嘱登记制度以监督其生效、执行及撤销等流程,确保制度透明度和公信力。

生前预嘱之合理性及地方性规范的合宪性研究——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为例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颁行,使得我国学界对于生前预嘱的探讨不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从立法规范上予以展开。为推动相关制度在国家立法层面的法治化进程,本文基于对生前预嘱的理论认知,研讨其合理性的基本点及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前提与是否合宪而需论证等相关问题。

翻瓣导萌术联合口腔正畸治疗儿童及青少年上颌埋伏阻生前牙的临床疗效

目的分析儿童及青少年上颌埋伏阻生前牙患儿接受翻瓣导萌术联合口腔正畸的治疗效果。方法方便选取2018年9月—2022年12月武威市凉州医院接受治疗的73例上颌埋伏阻生前牙患儿为研究对象,应用摸球法分为对照组(35例)与观察组(38例)。对照组实施单一翻瓣导萌术治疗,观察组实施翻瓣导萌术联合口腔正畸治疗,对比两组手术成功率、上颌埋伏阻生前牙萌出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前后患儿的语言、咀嚼功能、美观度。结果观察组患儿的手术成功率为97.37%,高于对照组82.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25,P<0.05);观察组上颌埋伏阻生前牙萌出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语言功能、咀嚼功能、美观度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美观度评分较对照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治疗后两组的语言功能、咀嚼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儿童及青少年上颌埋伏阻生前牙患儿在翻瓣导萌术治疗的同时接受口腔正畸治疗,能够较大程度提高手术成功率,缩短患儿的上颌埋伏阻生前牙萌出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同时改善患儿牙齿美观度。

牙根不同发育状态下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上颌埋伏阻生前牙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牙根不同发育状态下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对上颌埋伏阻生前牙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该院收治并经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的上颌埋伏阻生前牙84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牙根发育状态分为完全组(牙根发育完全)、未完全组(牙根发育不完全),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时间,比较两组患者而治疗疗效、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未完全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7.62%高于完全组的8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完全组患者治疗时间、牙龈指数、出血指数低于完全组,咬合力、咀嚼效率明显高于完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完全组并发生症总发生率为4.76%明显低于完全组的19.05%(χ^(2)=4.086,P=0.043)。结论牙根发育不完全患者采用闭合式开窗导萌术联合正畸牵引治疗效果优于牙根发育完全患者,且并发症少。

从公证视角浅析生前预嘱制度的落实途径

人们对于生命尊严与生命质量的追求使得生前预嘱制度孕育而生,这使公证作为我国地方立法明确规定的一种生前预嘱制定模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公证在生前预嘱领域的最大作用,成为公证行业聚焦的热点问题。文章立足于我国对于生前预嘱的立法规定,以生前预嘱的含义与特征为切入点,从公证工作视角出发,阐述了生前预嘱实施的公证困境,提出了从加大宣传、推动公证立法、调动各部门联合协作等方面入手,以期推动生前预嘱制度有效落实。

数字化时代生前预嘱可及性的保障与挑战

生前预嘱是一项新兴的医事制度,该制度保障立嘱人在丧失意志或无法表达的情况下仍能实现自主医疗选择。生前预嘱其可及性包含法律层面、文化观念与实践操作三个维度,数字化时代为其实践操作中的可及性带来了更多便利与挑战。实现生前预嘱可及性数字化保障的途径包括开发数字化的存储方式、搭建相关行业的联合数字平台以及提供数字化获取途径。在此基础上应对技术普及度、隐私数据安全与相关服务人员短缺的挑战。

患者自主权视域下生前预嘱的法律障碍及破解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医疗体制下,患者个人意愿被忽视是患者自主权丧失的主要因素。笔者从患者最佳利益出发,以保护患者自由意志和生命尊严为目的,探讨了生前预嘱制定者的资格和决策范围,如何完善生前预嘱实施的法律程序,以及医疗机构的审慎义务和病人自主的可行路径,这有助于深入研究和补充制定生前预嘱法律、保障患者自主权和预防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