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庠毕变”:生员群体与清初基层行政——以《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为中心

明清鼎革,清廷通过整饬士习以规范晚明以来生员参与地方事务的作为。新发现的《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文书,不著撰者,所载上起康熙十三年(1674)前后,下迄康熙四十六年(1707),共27份,著录了清初婺源政府与生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剔诀辨明这一珍贵的资料,可厘清因婺源县衙“擅刑生员”,从而引发联名控诉、联合罢考的生员群体性学变的历史缘由及其走向。事变呈现了清初地方生员赓续晚明生员成为群体性的社会力量参与地方事务的实态,从而说明因晚明江南士风而导致的官府与绅衿之间的张力在清初并未减退。随着清朝对地方学校以及生童管理的不断加强,有明以来的“士风”“士习”逐步得到扭转。从徽州区域看,清代中期以后,官府与地方生员之间关系颇相协调,地方生员往往更热衷在乡族利益中崭露头角。

“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