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生产与大都市——论哈特与奈格里的“空间正义”思想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空间密切相关,是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历程。亨利·列斐伏尔揭示了“空间拜物教”的实质,批判了“空间生产”,却囿于空间来理解作为劳动力的承担者的身体或生命,因而无法找到克服身体空间的拜物教的真正方法。哈特与奈格里则综合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思想,以生命或身体的创造性力量为基点来理解生命政治生产。在后工业时代,生命政治生产这一在质上占有优势的生产方式构造了与其相应的社会,即以诸众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共同性社会”,其空间呈现形式是大都市。诸众反抗资本与权力对共同性的剥夺,力图实现都市民主与全球民主,即在大都市与全球两个层面上的空间正义。

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谱系学蠡探

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是当代生命政治思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发展出一条不同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解的道路,即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将生命政治生产视为一般智力或人们之间的协作性关系的生产。可以看到,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架构,最初滥觞于他早期的工人主义实践,在潘齐耶里、特隆蒂等人的影响下,将通过机器实现的工人协作视为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不过奈格里和哈特在吸收了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之后,在一般智力概念之下,他们试图将机器协作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从属造成了新的生命权力,而抵抗生命权力,就需要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最终需要劳动者联合起来,通过出走的策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生成新的“公众”,从而实现共产主义。

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研究——从“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产”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的生产性维度,从生命政治的视域去考察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从而形成了生命政治生产理论。生命政治生产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主要表现为非物质劳动,这种生产不仅生产出商品,还生产出主体和社会关系等。主体问题是联结生命政治和非物质劳动的关键节点,正是基于对主体问题的思考,哈特和奈格里才在生命政治理论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政治生产理论。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新的生产形式即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考察,试图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并重新构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从最根本的立论原则和方法来看,他们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现代性与现代性问题的“术语革命”——生命政治生产逻辑对现代性体系的重塑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资本逻辑规制了现代性的一整套内涵体系。由此,资本逻辑可被视作以往现代性的关键术语。随着生命政治生产的来临,资本逻辑在其内在构成上发生了极大改观,毋宁说资本逻辑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丧失了原有的统治力和解释的合理性。新的现代性关键术语,开始由资本逻辑置换为生命政治生产逻辑。但与此同时,新的现代性也衍生出了诸多新的现代性问题,如"主观性财富"极易堕落为"坏的主观性"、资本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剥削等。为了保证新的现代性以完满、成熟的姿态筹划未来,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诊断。

生命政治生产视野下的新自由主义批判

基于"生命政治生产"这一概念,哈特和奈格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生命政治生产的新治理术,生命政治生产时代的到来,让与工业生产相兼容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治理陷入了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承担起了挽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为此,它开发出全新的金融资本剥削形式,对作为生命政治生产之结果的"共同性"进行外部榨取。为了支撑这一剥削形式,它试图逐步实现劳动者的"企业化"和国家的"去民主化"。但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因为"共同性"正在日益脱离金融资本的计算和榨取,而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具有强大自主生产能力和巨大抵抗潜力的新主体性。

哈特与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及其溯源

在"帝国"系列中,哈特与奈格里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生命政治批判"。生命政治无疑是贯穿哈特与奈格里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其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线索。一方面,哈特与奈格里基于福柯对生命政治的讨论形成了他们对生命政治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生命政治批判的许多理论内容和方法直接来自于马克思。哈特与奈格里指认生命政治生产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生产形式,由此迈出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命政治批判的关键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命政治批判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断裂,这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割裂的继承性关系。通过引入福柯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的讨论并以之为中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以生命政治生产为核心的生命政治批判在源头上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已经具有生命政治的萌芽。

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从债务人、被媒介化的人、被监控的人、被代表的人等四种形式来说明主体形式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出离才可能真正颠覆统治权力。在他们看来,像2011年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占领运动最恰当地表述了出离的内涵,因为在这些运动中,主体作为单一者正在经历着事件,正在发生着主体性时刻。不过,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解读思路单一、方法论上过于偏向主体主义等缺陷。

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哲学的“共同性”思想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时代,共同性是生产的基础,同时也是生命政治生产最重要的产品。资本的剥削形式也发展成了对共同性的剥夺,资本家一方面利用各种自然的或者人为的灾难把自然资源、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另一方面通过房地产和金融资本对共同性进行控制。在生命政治生产时代,诸众反抗资本统治的关键就在于对共同性的争夺。建立在诸众民主、平等地共同占有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共有制,是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对抗私有财产的统治地位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构及其限度——以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为中心

新自由主义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全球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在表征新的生产力的非物质劳动基础上重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的实现,就成为时代发展的需求。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围绕资本与人的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的。非物质劳动所具有的超异化性、内在合作性和非稀缺性等增强了劳动者的自主性,这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断裂和资本剥削方式的重新调整。而立足于对共同性的筹划,作为当代工人阶级的诸众将以"出走"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占有,促进主体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尽管这种重构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探讨共产主义新途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偏离了无产阶级立场而导致其在实践领域的软弱无力。

监控资本主义视阈下的技术权力探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美国进入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技术权力是这一时代的独特标志。这一技术权力产生于智能系统占有行为剩余的活动,通过数字平台组织的动态不完全竞争扩展,入侵个体的现实生活。它的独特应用是个体生命政治,即通过控制信息文本规训个体的认知、行动和情感,将个体的自由转换为工具主义的必然。它的社会影响是“大他者”,即以剥夺循环、政治引导和文化牧领为特征的极端社会管理权力。反思监控资本主义视阈下的技术权力,应警惕技术的政治属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创新,应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断裂与构成:作为差异个体与阶级联合的诸众--奈格里、哈特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问题的当代阐释

无产阶级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是马克思赋予实现全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政治主体。然而这一曾经活跃的政治徽章如今却落得些许空洞黯淡,人们甚至遗忘了其所承载的鲜活历史以及它所指向的未来。诸众的出场再次激活当下社会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概念的关注与思考,奈格里和哈特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考察当下全球化经济中劳动的技术构成,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生产形式和剥削形式,以及新的反抗主体——从物质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剩余价值剥削转化为共同性剥削,同质化的无产阶级构成亦被由所有遭受资本剥削的异质性力量汇聚而成的诸众所重构。

非物质劳动的异化及其辩证发展——基于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理论

后工业时代出现了传统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作为生命政治生产,不仅能生产出非物质产品,还能生产出社会关系和具有潜在解放力量的劳动主体。但实质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非物质劳动没有摆脱资本的控制,资本把本来不属于劳动的要素纳入到劳动中,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强制中,使之成为更加渗透到人的生命和生活领域的异化劳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需始终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辩证发展非物质劳动,在激发劳动者创新创造能力的同时,使劳动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

主体性的潜能及其限度——基于对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批判性论析

主体性在当今非物质劳动中的性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学术焦点问题。该问题直接源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非物质劳动主体性的发掘。站在自治主义的立场上,非物质劳动的主体性潜能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知识、智能、情感等主体性要素的普遍运用促进了劳动力的全面发展;二是生命政治生产日益生成着独立于资本控制的自主性、协作性和共同性力量;三是大众将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颠覆资本逻辑以获得解放。上述观点尽管洞悉到后工业时代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劳动主体性的提升,但也有值得反思和商榷之处,如:非物质劳动能否真正增强劳动的自主性与普遍技能,是否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受制于资本的监视和管控,以及可否最终导向大众的联合与行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澄清。

从“诸众”到“共有者”——哈特与奈格里激进政治主体的逻辑转换及当代意义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反抗资本帝国统治的"诸众"主体理论引人注目。他们从本体论(身体潜能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和政治性(阶级斗争和政治规划)角度论证了诸众不同于"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等现代主体的内涵,指出诸众既具有革命反抗性又具有伦理建构性的双重形象;他们分析论证了非物质劳动之上对抗"生命权力"的"生命政治生产"和超越资本统治的"共有"生产形式,得出诸众具有"出离"资本关系的潜能和建构新社会的伦理要求;在反思2011年的"广场占领运动"中提出了在现实斗争中摆脱"贫乏主体性"而建立新的充盈主体性的"共有者"的形象,从而完成了诸众主体理论的逻辑。但诸众理论具有非现实的乌托邦缺陷。

“多样性能不被统一而展开政治行动吗?”——与M.哈特教授对谈

2020年11月30日晚,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邀请著名左翼理论家哈特线上对话,就"帝国"系列著作中有关福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生命政治生产的主导性、诸众斗争的多样性等主题展开讨论。对话者还有汪行福教授、张寅副教授、关山彤博士生等。哈特强调,把生命政治生产指认为主导性生产形式,并把诸众指认为生产主体,不仅可以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可以开辟现实斗争的新可能性。诸众当下的斗争既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也是女性主义斗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其解放的关键在于如何展开政治行动而不被统一。

云计算的资本化路径及其复归“使用”之理论可能

云计算作为网络3.0时代的重要技术支撑,不仅改变了社交方式,同时催生了新的劳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架构下,原本无价值的数据被资本捕获并将其价值化,使网民变成“游戏劳工”。然而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论述,一定的消费形式与一定的生产形式相对应。平台以观念植入的方式定义新的消费,进而再以此作为流量入口实现资本增殖;网民生产的数据则被用来服务于资本的再生产,即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云计算将与资本形成共谋。而使云计算去资本化的可能性路径,则是进入一种共享状态,即将“使用价值”概念赋予一种能动的可能,使“所有”向“使用”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