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与治理技术: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维度批判

现代政治思考的起点,不再是以某种脱离现实的理想为目标,而是以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为目的。随着现代政治的渐次铺开,生命成为政治权力角逐的对象,一种关注生命的权力政治学就此诞生。保障整体人口安全是生命权力的最终目标。自由市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现实土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构成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一体两面。若想展开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的全面批判,一方面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层面,批判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各种抽象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关注生命政治学层面,批判布控在生命权力链条上的个人身体和自由个体。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政治哲学视权力为一种历经复杂谱系,以真理为支撑条件的动态机制。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西方现代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就其诞生的谱系而言,它是权力机制由18世纪西方社会传统统治权模式向重农主义治理术转变的结果;而其真理性条件为:人口作为生物学存在的"自然性"。人口"自然性"作为一个具有实体性意义的可分析场域取代了以君主意志和利益为核心的统治权结构。以人口"自然性"治理人口成为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自此权力得以深入干预人口活动,更得以以生物学模式处理人口整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重新将人口问题置于对权力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中,避免由生物学思维模式产生的政治暴力,是福柯权力理论之于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所在。

身体、人口与性——关于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三维解读

借助系谱学的分析方法,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以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秩序为目的的新型权力机制——"生命权力",其对生命的权力运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对身体的个人化规训和对人口的大众化调节,二者又在性机制这一"十字路口"相遇、重叠。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微观分析,即生命权力覆盖了从个体身体到社会群体的全部,揭示了当代人类存在的窘境,为我们认识和反思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提出了新的要求。

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与传统权力理论将权力分析置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框架中不同,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复杂的机制,并需要知识的支撑以合理合法地掩盖其暴力本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西方现代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基于一种关于人口活动"自然性"的生物知识,生命权力以人口的普遍利益为名,一方面全面渗透进人口的生活,另一方面合法地压制人口中的少数群体。将人口问题置于权力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中,避免由生物学思维模式产生的政治暴力,是福柯权力理论之于当代政治实践的价值所在。

伦理向度与生命权力:《克拉拉与太阳》的后人类观照

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展现了人类和以克拉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作家以文本为话语场域,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人工智能体(AI)在服务人类方面得到了持续性提升,而人类自身的智能增强(IA)也在试图实现人机交互共生。石黑一雄通过观照生命权力,进行跨物种的共情想象,反思生命价值,引发了对人类本体论和后人类主义的思考,操演着基于人类身体和机器及历史共性的“世界政治”,同时启发读者在看待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真实”时能够持批判态度。

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思想与生命政治批判

“生命政治”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重要理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生命政治”概念,但在《资本论》中,其资本权力思想包含着深厚的生命政治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经济社会权力,它必须施诸劳动者的生命才能彰显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目标,资本权力自我形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生命政治实践的过程。从货币向资本转化来看,劳动者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结果,就是劳动者脱离原有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成为任由资本权力宰割的“赤裸生命”。从资本生产和资本积累来看,工厂中的劳动者、工厂外的“产业后备军”都是资本权力操控的对象,对身体的“驯化—惩戒”机制和对人口的“吸纳—排斥”机制共同构成了资本的生命权力机制。在此基础上,资本权力进一步渗透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机制之中,创造了一整套有关生命的知识体系,形成了资本的生命政治学。

福柯的生命权力

福柯的生命权力与其生命政治、治理术一同成为当今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所谓生命权力就是运用于人口、生命、活人的权力,渐渐取代了生杀予夺的君主权力,它必然与死亡权力相结合。权力分析的对象"肉体"与"生命"在技术与机制中呈现出来,用于肉体(人体)的惩戒技术与用于生命(人类)的非惩戒技术(调节技术)构成权力技术的两个向度。实际上,这生成了"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两种权力技术学)的分水岭,而惩戒机制与调节机制成为权力技术学的两个向度,彼此叠合,互相碰撞。然而,作为对其他民族施行杀人权的极端种族主义,失控而极恶的生命权力与保障生命的生命权力格格不入。

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权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思“生命权力”问题,构成我们关切“人之生命处境”这一政治哲学研究主题的重要任务。我们看到,福柯将“生命权力”置于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权力分析框架中,阐发并构筑出“生命权力”的理论叙事,后经诸多学者研究推动,发展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然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崛起,“生命权力”理论叙事产生的现实基础与理论背景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意味着,一种数字化隐性存在的“生命权力”已取代物性显性存在的“生命权力”。同时,这种数字化隐性存在的“生命权力”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数字时代生命无尽的隐性压抑性生存状态,但是,这种“生命权力”新特征却遮蔽了权力的“看管与服务”职能,使得生命潜能的充分发挥、自由个性复归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重思“生命权力”原初叙事逻辑,并将目光转向其积极性内涵,权力照看、扶植生命的维度才能得以真实地显现出来。

生命权力能否切中现实生命: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及其当代建构

作为一种治理技艺,生命政治的文明面表征的是生命权力能否切中现实生命的问题。在以福柯和阿甘本为代表的生命政治理论家看来,权力技术切中的只是生物性生命,而精神性生命则被权力技术所褫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实质上是反生命政治的,其目的在于揭示生命政治所隐匿的暴力,从而错失了对生命政治文明面的哲学建构。实际上,生命权力与现实生命及其相互关系并非生命政治理论家所虚构的那样单一和片面。一方面,现实生命是社会性的,它内涵着生物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另一方面,生命权力是过程性的,它是技术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因此,生命权力与现实生命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权力技术与生物性生命之间的配置关系,还表现为目的性权力与精神性生命之间的填充关系,而这当中就自在地蕴含着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具体到当代社会背景,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要想建构生命政治的文明面并将其提升到自为的层次,不仅需要对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进行理性重塑和价值定向,更需要对治理环境进行科学诊断和正义重构。

从“权力生产性”到“生命生产性”: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范式转型

生命政治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其术语的框架与内涵存在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福柯从谱系的视角分析权力治理形式的变化和阿甘本悬设先验原初结构对赤裸生命的分析,皆囿于权力场域对生命进行治理或宰制。奈格里、哈特认为,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逻辑具有深刻的片面性,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权力的生产性不仅蕴含着生命政治的悖论(死亡政治),而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命生产性维度的缺失。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现实基础的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奈格里、哈特回到马克思同时又试图超越马克思,他们从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模式和劳动的技术性构成发生新变化这一现实基础出发,作出在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判断。非物质生产的核心是生命或主体的生产性,由此更新了当代生命政治的理论内涵,阐发了当代社会关系中生命主体蕴含的潜力。这种激活革命主体和重塑阶级逻辑的理论进路,进一步凸显出切中生命本身的生命政治理论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权力对生命的僭越:对当代生命权力的批判与反思

对"生命权力"问题的探究肇始于福柯。"生命权力"表征着权力的最高功能不再是生杀予夺,而是控制和治理生命,权力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权力与知识的秩序中。伴随着资本逻辑的演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变化,对"生命权力"问题的批判与反思也应当从福柯式的原初语境中挣脱出来,与当前的新资本主义批判课题结合起来。当代生命权力以意识形态的隐性控制和人口的显性治理为基本模式,并在数字资本逻辑逐渐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数字化生命"的新形式。为了揭示生命权力僭越生命的本质,探究资本主义权力与生命之间关系的秘密,关切现实的人的真实存在境遇,必须回到对当代生命权力的批判与反思中。

福柯权力观的转换: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

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福柯权力理论内部发生了转换,对其转换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福柯思想的理解。首先,经济性介入是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的前提,弥补了规训机制分析的留白,转变了福柯权力研究的起点。其次,从规训权力走向生命权力,权力的运作逻辑展示出非道德化趋向,带动福柯分析重点的偏移。最后,生命权力改变了规训权力的运作方式,转为放任自由的治理术,其管控机制也在制度性框架的确认下搭建,福柯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完成了权力理论的转换过程。通过对福柯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转换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领会两种权力观间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理解福柯权力理论的过程性和动态性提供契机。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在传统君王绝对统治权力之后,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模式展开了两极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人肉体惩戒规范的微观治理以及生命权力从整体人口调节的宏观治理。由此形成的生命权力运行机制与传统君王的外部统治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的规范治理进入人自身内部,表面是对人主体价值更好实现的防范调整,然而是一种隐藏在牧领式关心下的隐形统治,双重治理机制使得生命权力统治人的主体性深入到生活各处,从而使人毫无意识地丧失生命的主体性而无能为力。这种缺失人主体性的生命权力政治,需要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类本性"的寻求中得到恢复和重塑自我。

由死向生的愿景——探析莫言的《蛙》和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的生命权力

莫言以《蛙》为代表作、托尼·莫里森以《宠儿》为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两部巨著都关注了个体或群体的生存欲望与政治欲望矛盾时的冲突与对抗。莫言关注的是正确的权力意志执行中的不合理性,《蛙》中姑姑万心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践行者,她对生命的掌控是对国策的忠诚;莫里森表达的是黑人民族的铭记和重塑,《宠儿》塞丝从女奴变身权力执行人锯杀幼女则是对奴隶制的抗争。本文尝试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视角来探讨《蛙》和《宠儿》中两位女主人翁姑姑和塞丝在面对生命权力遭遇不同政治形态干预时态度与选择的异同以及她们的情感走向。

福柯生命权力视域下的外语教师主体性构建和转变机制研究

福柯生命权力视域是从主体性建构和形塑的外部机制出发的。在学校情境下,外部机制具体表现为:政策、话语和技术手段。本文探讨这三种机制对外语教师主体性进行干预和导向的具体过程,即政策及其营造的话语体系配合责任制及量化统计、课题及人际间的专家意见等三方面的技术手段,形成了对外语教师主体性构建、转变和教师发展中的无形作用力,但这种作用力通常也会产生诸多偏差。

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批判路径——基于对阿甘本相关理论思想的解读

在全球化的政治语境中,阿甘本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异于传统的政治分析模式,虽然不同于马克思所提供的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没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解放逻辑的完整性,但是,也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口头抗议和价值预设,这种对于权力、生命、政治全新视角的展现,在他关于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主权权力范畴的建构之下,既为我们描述出了一幅忧郁、残酷的政治图景,更为我们深刻理解、清醒认识、彻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全民健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生命政治解读

全民健身是体育功能的时代体现,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体育上的投射,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政治现象。全民健身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民生命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之中,体现出国家权力对生命的规训与尊重。在全民健身中,生命政治贯穿人的一生,体现在参与群体的分类中,体现在国家顶层设计与国民个体认同的有效衔接中。

福柯的生命政治与生命概念辨析

“生命政治”是福柯最复杂的概念之一,涉及福柯的权力分析及其后期的一系列主题。通过辨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概念,并借助对福柯的“生命”概念在规范和审美两个维度上的延伸讨论,发现对于福柯而言,与康吉莱姆的“否定性生命价值”相对应,生命政治的核心仍然是在生命的肯定性层面,自由、反抗或者新的主体性的生成,均与这一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理解密切相关。

生命政治与当代女性身体批判

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当代女性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女性身体问题也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女性身体已经从暴力、血腥、野蛮的封建束缚与控制中逃离出来。即便如此,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女性身体依旧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着种种力量的限制与操控,尤其是当代女性对身体持续不断地形塑与改造,又使之陷入了新一轮的身体考验之中。此时,借助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来考察与分析当代女性对身体的关注与改变,可以更方便、更有效地理解,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女性为何会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监管与控制自己的身体以及女性身体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处境。

重塑阶级逻辑:当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及其建构性意义

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