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建皇極:杜佑《通典·禮典》要論

以禮制整頓與重建爲安定天下的途徑,是儒家禮學之所致力,儒家爲實現仁政而努力不已。對於這種禮學理想的實踐,唐代是一個值得考察與取鑒的歷史照面。中唐經歷一連串内患外憂,政局面臨嚴峻的考驗,杜佑身處其時,目擊時艱,位居要職,本儒門素志,編撰《通典》二百卷,耗時超過三十年,匯集政治要道,爲時代提供重建的藍圖,意義重大。依據其書内在義脈,就三方面考察《通典·禮典》的“經世禮學”的設計與精義,實事求是,把握其義理之重要途徑,便是透過重整“五禮”的次序,建構禮制上吉凶之終始結構,突現生命倫理意識,以通貫權力意志與社會層級,從而納整體於禮義之中,成就《尚書·洪範》所追求之王道大義的皇極。首先揭示的,第一是“例”的問題,指出這是杜佑的家學;第二是“義”的問題,指出移風易俗是“禮典”的要義,不啻是一部“義府”;第三是“從宜”的問題,指出杜佑不薄今古,但更注意適用性,所以採摘唐六十家的禮説。本文考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孔穎達、賈公彦、顔師古、魏徵四家,觀察其禮説所屬的層次。從而確定杜佑編寫“禮典”,是寄寓了“建皇極”的政治理想。研究表明《通典·禮典》是一套全新的禮學建構。《通典》對傳統“生命禮學”具有應用實踐與開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