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疾病病人生命维持治疗医嘱的研究进展

介绍生命维持治疗医嘱(POLST)的概述、POLST组成和实施步骤、晚期疾病病人POLST的应用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及启示,为研制我国本土化的预立医嘱工具提供参考,以期满足晚期疾病病人及家属的意愿。

1392名养老院老人对生命维持治疗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养老院老人对维持生命治疗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武汉市民政局注册的61家养老院中的1 392名老人进行调研,探讨人口学变量、生活质量、活动功能、慢性病状况等对生命维持治疗的影响。[结果]老年人累积疾病量表(CIRS)评分为(4.7 9±3.29)分,老年人生活质量量表(QOLC-E)均分为(3.17±0.51)分,生理性日常生活能力(P-ADL)总分为(20.64±4.46)分,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总分为(13.68±4.73)分;45.8%的老人在病情严重不可逆转时选择生命维持治疗;生命维持治疗的影响因素为保险状况、自觉健康水平、生活质量、活动功能。[结论]拥有保险、自觉健康状况较好、生活质量较高、活动功能较好的老人倾向于选择生命维持治疗;疾病较重、教育程度较低、自觉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倾向于拒绝生命维持治疗。建议医护人员多与养老院老人沟通无效救治和尊严死的意义,提高老人临终生活质量。

932名武汉市民对生命维持治疗的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武汉市民对生命维持治疗的态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18年6月—2019年1月抽取武汉成年市民932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生命维持治疗调查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生命维持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932名市民中,600名(64.4%)听说过生命维持治疗,842名(90.3%)在假设病情严重或陷入昏迷时拒绝接受这些治疗。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未患绝症(OR=2.153,P<0.001)的市民倾向于接受生命维持治疗,年龄越大(50~59岁:OR=0.472,P=0.028;≥60岁:OR=0.402,P=0.013)、大专及以上学历(OR=0.526,P=0.009)、患有绝症(OR=0.542,P=0.037)的市民越倾向于拒绝生命维持治疗。结论本研究中64.4%市民听说过生命维持治疗,90.3%倾向于拒绝生命维持治疗,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患绝症是对生命维持治疗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加强对生命维持治疗局限性的宣教,以帮助市民理解其本质,做出理性选择,提高生命质量。

晚期癌症患者拒绝或接受生命维持治疗原因的质性研究

目的:探讨晚期癌症患者拒绝或接受生命维持治疗的原因,为开展死亡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1月在某肿瘤专科医院住院的18名晚期癌症患者,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利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结果:提炼出晚期癌症患者拒绝或接受生命维持治疗的原因,拒绝原因主题的6个亚主题包括不忍给家人增加经济/照顾负担、不愿给家人增加精神负担、追求生活质量、维护自我尊严、对生命的释然/超脱死亡、未尽事宜已安排,接受原因主题的2个亚主题包括不舍家人和敬畏生命。结论:医护人员应引导晚期癌症患者全面认识生命维持治疗,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终末期的尊严照护,从而提高患者终末期的生活质量。

撤除维持生命治疗在ICU安宁疗护中的研究进展

通过对维持治疗过渡到舒适照护的评估及决策、撤除维持生命治疗的流程以及可能影响撤除维持生命治疗的因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发现预估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关于生命终结话题的讨论,撤出维持生命治疗对家属及医务人员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可通过共享决策帮助家属、患者、医生、护士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撤出维持生命治疗也面临着决策冲突、伦理困境等挑战,而且在具体临床实践中仍有很大差异,需要从医学、伦理、法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及决策行为意愿的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及决策行为意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方便抽样法抽取泸州市6家三级医院综合ICU的130名护士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2份,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和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及决策行为意愿。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分析ICU护士对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及决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条目均分为(3.20±0.44)分,决策行为意愿条目均分为(3.76±0.57)分。自己生命末期是否会选择不接受心肺复苏、是否知晓安宁疗护均为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P<0.05);是否听过生命末期可合法放弃心肺复苏、自己生命末期时是否会选择不接受心肺复苏均是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医疗决策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P<0.001)。结论ICU护士对病人生命末期维持治疗态度趋于正向,决策行为意愿倾向于不接受CPR等维持治疗措施,而采取安宁疗护等缓和性医疗手段,ICU护士的生命末期决策行为意愿趋于正向,应积极提高护士促进病人生命末期合理临床决策的参与度,从而提高病人末期生命质量。

香港市民和护士对预前指示及末期病患者采用维持生命治疗看法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目的是分析香港市民和注册护士对预前指示的态度和使用时所考虑的因素,及他们对垂死病患者采用维持生命治疗的看法。结果显示年龄和学历高的受访者普遍接受预前指示,市民和护士的看法不同。预前指示普及已是社会的趋势,但现时社会预前指示的理解如维持生命治疗的决策过程仍模糊不清,唯医护人员的理解较深。因此,医护人员对预前指示这一概念的推广和教育上应兼付什么责任的问题值得思考。

患者可选择维持生命治疗的指示

J．先生因有晚期心力衰竭而携带植入型转复心律除颤器（ICD）。有一次，他心脏骤停，命悬一线，还好生存下来，但仍然危机重重，因为由于快速紊乱的心律（即心室纤维性颤动）引发下一次事件的风险很高。万一不幸事件再次发生，ICD可发送电击，使心脏恢复正常心律。但是，在他女儿婚礼上，ICD放电九次。虽说每次都将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但是疼痛事件令他心有余悸，故他请求关闭ICD。

预前护理计划之“让我说说”对养老院老人死亡及维持治疗态度的影响

目的探究预前护理计划之"让我说说"对养老院老人死亡及维持治疗态度的干预效果。方法便利抽取武汉市16所养老院259名老人,根据楼层将其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实施预前护理计划之"让我说说",对照组不实施干预,比较干预后两组老人对待死亡及生命维持治疗态度的差异。结果干预前,两组老人对待死亡及维持生命治疗态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干预组(34.0%)比对照组(8.6%)更多地表现出恐惧,同时干预组(18.0%)比对照组(24.1%)较少表现出求死心态(P<0.05)。在对待维持生命治疗上,干预组(49.0%)比对照组(29.3%)更愿意接受维持生命治疗(P<0.05)。结论预前护理计划之"让我说说"可以给老人提供情感和行为支持,促使老人表达内心对死亡的真实想法,接受维持生命治疗。

维持生命治疗的界限和刑法

一、问题所在现在在急救医疗的实务中临床性地认为,判定是脑死的患者,在获得近亲属的同意之后,可以中止积极的拯救生命治疗(例如停止为维持血压所采取的措施等),进而停止人工呼吸器的使用(由此致患者心脏停止)。医师的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对此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该行为是不是违法的呢(认为是违法但是无责任的理论构成在此不成为问题)?还是根本就不符合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以家庭为中心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肿瘤终末期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以家庭为中心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肿瘤终末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某三级甲等医院肿瘤终末期患者8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1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比较两组维持生命治疗态度、临终照护意愿、生命意义感和尊严感的变化。结果干预后试验组患者对心肺复苏、人工辅助呼吸、尽可能延续生命措施的接受比例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患者生命意义感、尊严感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可协助肿瘤终末期患者转变其维持生命治疗态度及临终照护意愿,提升其生命意义感与尊严感。

早期预后良好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评价早期预后良好的重度颅脑损伤(TBI)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影响早期预后良好的因素,分析患者早期神经恢复的时间特点。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我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ICU)急救且治疗6个月后格拉斯哥预后(GOS)评分为4分(中度残疾组,n=90)或5分(恢复良好组,n=82)的17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中度残疾组患者与恢复良好组患者的临床指标,选取未纳入本研究但同期终止生命维持治疗的24例重度TBI患者(终止生命维持治疗组,n=24),比较终止生命维持治疗组患者和预后良好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评分为4~5分,n=172)]的临床资料,评价终止生命维持治疗对患者临床指标的影响。根据早期神经恢复时间不同将患者分为0~7 d组(n=114)、8~14 d组(n=22)、15~30 d组(n=20)与30~180 d组(n=16),比较各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影响患者早期神经恢复时间的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患者治疗6个月GOS评分与出院、治疗1个月、治疗3个月GOS评分的相关性。结果患者的平均年龄(28.8±11.3)岁,致伤原因主要为汽车撞伤(58.1%,100/172)。与中度残疾组比较,恢复良好组患者入院GCS评分显著提高(t=2.480,P=0.014),入院时瞳孔不等发生率显著降低(χ^2=6.073,P=0.014),ICU住院时间(t=3.563,P<0.001)和总住院时间(t=4.989,P<0.001)显著降低。与有良好预后的重度TBI患者(n=172)比较,终止生命维持治疗(n=24)重度TBI患者GCS评分显著降低(t=7.386,P<0.001),双侧瞳孔不反射发生率显著提高(χ^2=8.131,P=0.004),入院马歇尔CT分级Ⅵ级的患者比例显著提高(χ^2=9.102,P=0.003)。大多数(66.3%,114/172)患者在伤后1周内能够完成指令动作,其中第1天恢复率最高(26.7%,46/172)。患者发病6个月时的GOS评分分别与发病1个月时的GOS评分(r=0.336,P<0.001)及3个月时的GOS评分(r=0.562,P<0.001)显著相关。结论重度TBI患者治疗2周后,仍有20.9%的患者能够完成指令动作[格拉斯哥昏迷量表肢体运动(mGCS)为6分],虽然这些患者经历了长期的颅内压(ICP)监测和神经肌肉阻滞,但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预后。不要过早地终止重度TBI患者的生命维持治疗。

患者临终决策意愿的研究现况

就临终决策的相关概念及临终决策包含的主要内容(拒绝复苏、生命维持治疗的选择,死亡态度,死亡地点,制定预先指示等)进行综述,探讨患者临终决策的意愿及实施情况,为医护人员作出优化的临终决策方案提供参考,改善临终关怀质量。

癌症晚期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态度的一致性研究

目的调查并分析癌症晚期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及预前指示所含的生命维持治疗、死亡地点、诊断告知等态度的一致性。方法便利抽取北京市某三甲医院肿瘤科268对癌症晚期患者及家属,采用预前指示态度及终末生命意愿量表调查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及生命维持治疗、死亡地点、诊断告知的态度。结果59.0%的患者愿意做预前指示,有88.4%的家属愿意遵守患者制定的预前指示意愿,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态度的一致性系数Kappa值为0.010。患者及家属对生命维持治疗、死亡地点及诊断告知态度的Kappa值分别为0.158~0.235,0.227,0.056,一致性较差。结论癌症晚期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态度一致性较差,家属对生命维持治疗、死亡地点、诊断告知的态度不能代表患者本人的意愿。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提高患者及家属对预前指示态度的一致性。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CDD)的学术名称更新及相关讨论、DCDD的发展趋势、构成cDCDD临床路径的基本部分及影响实施cDCDD的关键因素,思考该声明对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1030名武汉市民对预前指示的知晓率、态度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的]了解武汉市民对预前指示的知晓率及态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抽取武汉市民1030人,对其一般人口资料及对预前指示的知晓率和态度等进行调查,分析预前指示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1030名调查对象中65.2%为女性,以已婚(88.9%)为主,年龄(49.78±11.20)岁;19.3%听说过预前指示,88.6%愿意做预前指示;是否听说过预前指示、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年龄、教育程度为预前指示态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030名武汉市民对预前指示的知晓率普遍较低,约88.6%的人在了解后愿意做预前指示,应加强对预前指示的宣传与普及,促进预前指示在我国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