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工资理论新析

文章首先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生存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进行综述作者认为,自然工资不是生存工资,自然工资所对应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和数量不断发生变化,并把自然工资水平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进而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解决其面临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

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首次估计了中国的生存工资水平。通过生存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比较,本文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私有企业工人工资远低于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由劳动者自身承担。因此,工资过低和劳动超时成为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双生儿,不仅导致私有企业赢利能力虚高,而且限制了整体经济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欠账后,其实际赢利能力将显著低于国有企业,部分私有企业将不得不在市场机制中遭到淘汰;同时,工人工资达到生存工资水平每年将会创造3%～5%的GDP增长。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一般理论

由于前提假设的差异，新古典的和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理论都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含有二元经济假设的刘易斯模型虽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具有一般性。本文引入资本不足和不变生存工资两个经典的理论假设，构造了一个颇具一般性的均衡模型，不仅可以适用于发达国家，而且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

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长期存在争论和误解。从不同时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受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并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工资与最低工资等关键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起自己成熟的工资理论,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从而彻底与古典经济学及其代表性的"工资等于最低(生存)工资"的说法划清界限。与工作日理论一脉相承,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出发,为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大众贫困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下工人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这是说,在一个生产手段为一小部分人私有的社会中,工人不得不主要为生存工资而工作。

低端劳动力市场劳资冲突浅析

当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冲突不断发生,由于劳方相对于资方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收入相对较低。笔者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原因和普通商品一样,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格也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供求规律的调节要想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满足谈判地位平等这一重要条件。只有供求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双方才可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地位不平等,那么强势的一方必然会尽量扩大自身的利益而侵害另一方的利益。在劳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