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人口生存经济能力与发展模式

生存是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农业人口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约束,以及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发展因素的制约,生存状况更令人堪忧;生存能力是一个发展问题,是关于农业人口生活质量及生存空间问题;而生存经济能力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它既包含了生存这个基本问题,也包含了生存能力这个发展问题,是关于全要素综合生产力问题。生存经济能力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系统的分析农村经济的社会整合力、经济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优势地方资源,寻求适合自我发展的经济模式。

一种经济形式的典型——基诺族生存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云南农村占全省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与全国农民一样,正经历着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或改革时期。他们之间的发展目标一致,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也基本一致。但多民族云南农村的改革与全国的一般农村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少数民族直至本世纪50年代仍存在着农奴制、

生存经济学——基于收入与生存成本两指标的“幸福指数”构建

从“生存成本”的角度研究民生将是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比福利社会的视角更科学,视野也会更开阔。在生活经济学中提出了“生存模式升级”的概念,提出了“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这些都为政府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生存成本”概念与上世纪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不仅仅是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低生存成本社会”将是人类继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社会之后的第三种社会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模式3.0”.

由生存经济看农村高利贷的表达与实践

本来是一个纯经济现象的高利贷问题,在文化与政治因素介入后,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和政治对高利贷的“表达”,深刻地影响了高利贷发展的“实践”。明清以来的经验显示,高利贷本是一种生存借贷,置农村生存经济状态于不顾的单方面打击高利贷活动,不仅不能根除高利贷产生的土壤,反而加剧了高利贷的风险溢价,降低了小农的信贷可得性,恶化了小农的信贷状况。实际上,小农在借贷活动中,关心的主要是信贷可得性和利息额问题,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利息率问题。对高利贷问题的不适当“表达”,不利于农村融资问题的解决。让农民走出生存经济状况,才能根除高利贷产生的土壤。在仍处于发展中的小农经济状态时,不应将小农的生产借贷也推向生存借贷市场,加大农户的借贷成本,使得正常的生产性投资也难以进行,政策重点在于扶持农村的生产性借贷,千方百计地扩大小农的信贷可得性,并充分利用传统民间金融手段,而不是一味打击所谓的“高利贷”。

辽东半岛古代生存经济模式的转变及其环境背景

本文首先根据对辽东半岛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统计分析,结合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贝类遗骸的种类及数量,讨论了辽东半岛从小珠山下层时期到青铜时代生存经济的模式及其变化。然后从自然环境变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对上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辽东半岛北部区、南部区和海岛区的生存经济模式及其变化,与各区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有关。

惟一稀缺者时间——向死而生的经济人何以生存于世

有些人天生严肃,另有一些人天生爱开玩笑。职业上的笑谈是:因为疾病,才有了医生的存在;因为无知,才有了教师的存在。或许我们可以笑谈:因为稀缺,才有了经济学家的存在。

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

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行为理性说,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经济或道德经济说,都是研究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的产物。各派的观点都不是普适的,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把这些有条件的观点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造成各派纷争的主要原因。在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中,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郭于华、郑风田等人的制度理性或条件理性说,是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突破,但又都不无遗憾。

生存文化与智慧文化——认识中国古文化的新视角

理论界对中国古文化的研究有一种就文化研究文化的倾向。从经济学分析和智慧生成两个不同的层面看中国古文化时， 不仅可以发现， 扎根于生存性古代农业经济之中的中国古文化是一种生存性文化， 而且也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区别的根源来自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形态， 即生存性的农业经济与发展性的工商经济。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时， 看到的主要是中国古文化中消极和负面的东西， 也是近代以来被批判的东西。从智慧生成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时， 中国古文化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四大智慧， 即生存智慧、认知智慧、处世智慧和审美智慧。从经济与智慧两个层面看中国文化， 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厘定清中国古文化中消极与积极、历史与民族、批判与吸收、暂时与恒久的东西， 而且在现实中， 也有利于我们以自信与开放的心态， 弘扬中国智慧性文化中精粹东西的同时，

“三农问题”再议——《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启示

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受到历届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界对其的研究也是不胜枚举,文章借助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议,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参考。

试论30年代东南亚农民起义运动的经济动因——兼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从农民的角度出发 ,考察了东南亚农民的生存和反叛问题。本文通过对该书部分观点的分析评价 ,探讨了30年代缅甸和越南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经济动因。

生存与秩序——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和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等职。近年来，斯科特这个名字随着《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和《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等政治人类学论著被适译给中国读者而日渐为人们所熟知起来．其研究成果对于那些关注农民、革命、国家与地方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与阶级关系等问题的中国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

关于微型宾馆经济的思考——以微型宾馆聚集点为例

微型宾馆经济是我国主流社会所忽略的领域,但在强调底线民生与社会治理的情境下,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发展已经进入不再"唯经济指标是从"的背景下,给予更多关注就成为必要。微型宾馆经济是草根经济的具体形式,主要在满足生存型的就业与消费需求时,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基础上发挥替代性的生存保障功能时,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由于现阶段种种系统化因素的制约,其存在发展与诸多"问题化"的现象相关,如在经营管理、治安消防、卫生检疫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使得其功能价值遭遇严重的"遮蔽"。而把微型宾馆经济纳入公共管理服务的主流领域,建构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及政策体系,是微型宾馆经济有序发展与利益相关者能够协调共荣的基础。

中国传统型农户的特殊性及其信贷行为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传统型农户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依然占据着很大比重,因此,正确而全面地解读传统型农户的性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生存经济特征和圈层差序交往格局两个视角来解读中国传统型农户的主要特征,并对其信贷行为作出了分析。

中国传统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供给分析——基于传统型农户特殊性的视角

与成熟的城市金融体系相比,中国传统型农户遵循生存经济逻辑和圈层差序社会交往格局,这也就决定了传统型农户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信贷需求特征: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殊性成本与风险;以非生产性信贷为主;以无息的熟人友情借贷为主;单笔贷款数额小,要求信贷手续灵活、简便、及时。要解决传统型农户的融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符合传统型农户信贷需求特征的信贷供给安排,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渠道:熟人亲友无息借贷;民间非正式互助合作金融;官方或公益扶助性质的政策性金融。

以工代赈项目配合退耕还林草 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退耕还林(草)工程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山区农户进行收入补偿的办法来弥补退耕造成的损失,同时确保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然而,目前西部山区仍处在以生存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农作对于农户来说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退耕意味着山区大量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突然消失.

基于RS与GIS的西南喀斯特环境移民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特征分析——以广西环江县为例

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导致生态环境相应变化.本文以桂西北环江县为例,利用1988、1999年两期遥感数据,辅以1∶250000DEM,并结合野外调查,分析其土地覆被变化.结果表明:11年间该县土地利用变化很明显,耕地增长41.78%,草地增长51.71%,未利用地减少57.34%,林地减少1.33%;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类型为林地转草地,未利用地转耕地、林地及草地四种.环江县各乡镇未利用地的区域相对变化率普遍低于该地类全县平均变化率,此转移类型多度值也最高,反映该县正处于生存型经济发展期;尝试用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去反映区域发展活力,并据此确定了环江县的“增长极”———思恩镇.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本文提出了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论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基础——以广州市城中村为例的研究

城中村改造是当下政府甚为关注的现实问题。诸多改造实践表明,城中村改造牵扯多层面利益关系,是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城中村改造至为关键的问题是,需要顾及到城中村赖以形成和维系的基层性、民间性社会因素,即要考虑到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基础。该社会基础,主要包括城市流动人口的居住及生活问题、城市化农民的利益机制,以及城市生存型经济方式的存在和发展空间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改造充其量只是治表之策,最终难免陷入困难境地。

生存型经济:沈阳市个体户生存状况探讨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生阶层,个体户在社会结构转型与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沈阳市个体户以下岗失业工人及进城务工农民为主体,主体构成具有明显的区域群体性特征;其工作时限长,闲暇活动少,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趋于失灵;利益型价值观转向服务型价值观,在对个体户身份的渐进认同中对当下生存状况基本满意,其经营水平属满足温饱的生存型经济。

屯堡文本符号化空间的关键词与核心句法

将屯堡社区看成一个社会大文本,寻找各种社会力量和文化事象之间的内在结构和含义。借助文学研究的叙事学话语,从"语境——屯堡叙事的时空开端和性质定位";"摹仿说——屯堡社区经济生存方式的决定影响";"互文性——以‘文本间性’联系的屯堡文化事象"和"艺术想象——作为屯堡文本华彩乐章的地戏"四个方面,指出屯堡文本符号化空间的关键词与核心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