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中心论的本质——关于生态伦理学论争的一个反思

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论是一个价值论命题,它与人类沙文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中心论通常以维护人类利益特别是其长远整体利益自居,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但"维护人类利益"并不是人类中心论的特质,这是它与非人类中心论的共通之处。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不是由"对人类单方面利益的态度"所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对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的解答所决定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是唯一价值主体,其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绝对主体主义。

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兼与西方人类中心论比较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不是以利益为中心的,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这构成了其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重要区别。从孔子开始,经过孟子,到宋明理学家,这种以道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儒家对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主流方式,它视万物为与人类同源、同构、同体,要求人类将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扩展到对待自然万物,把仁爱万物作为道德的最终完成和最高境界。“人者天地之心”是儒家人类中心论的核心命题,依据这种观念,人类在为自己确立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主动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守护者的责任和义务。这种道义类型的人类中心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上发挥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为我们突破和超越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一种不可多得的传统思想资源,对于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中心论”的理论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典范,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新时代美丽中国提供了方向指引和价值遵循。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各类生态思潮都聚焦于如何恰当地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比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生态中心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其实现了自然观、价值观、发展观、全球观上的超越。这四个层面的超越向世界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科学性及实践可行性。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反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试析当代生态观研究范式的历史嬗变及其内在关联

"人类中心论"单纯从人的生命意义、价值与尊严出发,否认或者忽视自然界的生态位次与系统平衡,把人与自然界绝对对立起来。随着主体能力和主体性的不断自我膨胀,人类对自然界的肆意征服和无穷算计势必把人类逼入"自我中心困境"。基于反思这一困境而建立的"反人类中心论",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局,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整体利益虚置并与反人道主义不谋而合,不仅削弱了对生命个体内在价值的尊重,而且最终成为一种生态法西斯主义。而唯有将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二者高度融合的"生态中心论",才真正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研究中获得了某种层次上的重大跃迁,使当代人真正占有了自己的全面本质并与自然达到了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之境。

环境—生态意识进步与价值—道德观念更新——兼谈解决“非人类中心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论争的新思路

生态系统无中心要素的原理 ,决定了全球人化自然系统生态平衡的实现 ,须以整体无中心为前提。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 ,既要依靠自我中心的人类实践活动 ,又须在“广义道德关怀”指导下 ,以人的实践消除“人类中心”的痕迹。于是 ,广义道德关怀成了问题解决之关键 ,而将价值主体和道德客体扩展到非人类生物 ,则是建立广义道德关怀的根据。

道德关怀的扩展——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

日益显现的环境危机迫切要求人们重新思考怎样生活,并作出相应的改变。在这一问题上,人们的观点经历了从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到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中心论的转变。这种观点的转变是在人类重新理解和定位自己在自然界中所处位置的基础上进行的。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恰当关系,并把伦理视野从人扩展到更宽广的大自然,使人类既对自己的同类负有环境义务,也对其他生命物种负有环境义务,这样人们才会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生态伦理何以可能——以对非人类中心论理论根基之批判为切入点

在生态伦理学界,非人类中心论正日益成为强势话语。但从理论根基上对这种强势话语进行透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非人类中心论在实质上并没有走出人类中心论,二者争执的实质只是思维方式之争,非人类中心论试图强化的只是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意识。

“环境进入伦理”的两种道德哲学方案——对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践哲学解读

"环境进入伦理"必然涉及环境伦理学史的基本论争,即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争。作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道德哲学方案,其论争是从根本上处理哲学问题和文明问题的尝试。它作为"环境进入伦理"的基本问题之争,实际上指向了文明之演进、哲学之转变、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之突破、人之类型的转变以及建立在生态基础上的实践方式之确立。从这一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学不是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非此即彼,而是"思"入"环境—伦理之论题"并进而探索"环境进入伦理"在实践视阈中呈现的道德世界观之改变与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实践的哲学或哲学的实践。

生态哲学:从“实体中心论”走向“虚体中心论”——以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为视点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与特定的认知范式密切相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其实就是现代主义认知范式与后现代主义认知范式之争。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认知范式的核心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同源共祖",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类与自然万物是同母所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是亲密的亲人和伙伴,人类与自然都不是世界的中心,真正的中心是超越和凌驾于人类和自然之上的、冥冥之中主宰人类和自然命运的一种神秘而又无处不在的"力量",其化身便是用现代汉语话语系统表述的"神灵"。因而,这些少数民族不是"实体中心论"者(即人类与自然都不是中心),而是"虚体中心论"者(即左右和决定人类与自然的"第三方力量"是中心)。这种生态哲学观采用的是"一分为三"的思维方法,蕴含着独特而非凡的科学智慧和哲学智慧,为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从"实体中心论"走向"虚体(非实体)中心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现阶段,由“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全球交往方式已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但在思维层面对当前人类全球性交往进行价值规约,而且在实践层面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路径指向。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三大层面的革命:一是文明由对抗、冲突走向交流、互鉴的理论革命;二是现代化道路由一元决定论走向多元共生论的道路革命;三是价值理念由单极独断论走向多元开放论的价值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中心论”且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理论和思维方式,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人类中心论视野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20世纪初哲学研究实现"语言学转向"后,受思想源流和文化传统使然,在中西方语言哲学中形成了以"生命本位"和"理性本位"为核心价值的学术分野。本文从人类中心论思想的语言哲学意义出发,对中西方传统中的"言物关系"、"言意关系"所展示的学理形态进行比照性审视,并就中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渊源、学理互补性以及中西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不同价值取向等作思辨性考察,得出中西方语言观在学理上具有"对立统一性"的结论。

“人类中心论”困境之谜──超越与不可超越的辩证法

面对当今所谓的“人类中。心”困境，“诘难”之声不绝于耳。作者认为，自柏拉图以降，人类就踏上“自我中心”超越之途，但“超越”不是“废除”，而是扬弃。从理论维度透视，我们所要超越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中。心论，尤其是建立在近代工业文明塑造的凝固化体制基础上的那种绝对化了的人类“沙文主义”、“征服主义”，而对自身终极价值关怀的、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的人类中心难以超越。就现实层面分析，实践活动的本性之一是主体价值选择活动，选择的标准或尺度不能脱离人的需要和利益。设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去领略绝对无中心的地位，也仅仅是一种价值悬设。何况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走出而是正在走入人类实践中心。“人类中心”的超越与不可超越之途，正是矛盾辩证法的体现与展开。

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误区

人类中心论脱离二元论模式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将其曲解为"人类整体主义"。"人类整体主义"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观念,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我们应透过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述,透视西方学术话语幕后深藏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玄机。

生态中心论的整体主义思想探究

在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生态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它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自然是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具有客观性与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内在性和优先性，人类道德关怀对象应从人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整体主义的环境哲学，体现着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从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转向。一些学者对它的质疑和诘难，根源就在于没有这种哲学范式上的转变。

气候危机、公地悲剧与人类中心论——论环境伦理的思维误区与制度路径

分析气候危机的产生根源与博弈机制,指出具有公共品属性的自然存在物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必然形成公地悲剧;被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等争论所主导的环境伦理学,其宏大叙事的思想风格无法真正解释与改善环境危机的现实困境。澄清环境伦理学中的理论误区,并初步提出当前制度约束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路径。

论“虚假人类中心论”与“真实人类中心论”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从而引发了对以往“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批判,应该说,这是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反思的结果是有些人把问题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人类中心论”,进而提出“非人类中心论”。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是“人类中心论”问题的症结是以往的“虚假人类中心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以“非人类中心论”代替“人类中心论”,而是抛弃“虚假人类中心论”,建构“真实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的理性重构

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 ,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中心论的合理重构。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必须以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 ,确立人的社会目的 ,确保人的整体利益 ,提高人对自然的责任心。新人类中心论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强化人类的主导作用 。

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的合理性分析

在教育实践中,生态德育的效果并不明显,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观念的影响。提升生态德育的效果,需要进行价值观的转换,即超越人类中心论,走向非人类中心论。从外在和内在条件对非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德育价值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表明,外在条件包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哲学基础和工具理性的批判,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趋向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天人合一、我与你的哲学思想为其注入了思想之源;内在条件包括道德关系和个体德性,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构成从关系之维说明了从道德层面促进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可行性,道德境界论从个体德性之维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落实的可行性。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论的破除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及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于是,东、西方国家之间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再次引发人们的争论。西方国家以其悠久的历史起源和现代文明的建立而展现出无比"优越感",并以此为中心制定标准,将之推及其它国家,并作为判断该国家是否先进的依据。"西方中心论"实质是强行将非西方国家西化,是一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破中心主义,既弥合地理概念带来的差距,又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文明与制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