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生态之治历史维度研究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决胜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生态之治”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工农业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之治”纳入“中国之治”的范畴之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新目标。

论“禁止生态倒退”的国家义务及其实现——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鉴于历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有义务在法律层面确认禁止生态倒退原则。禁止生态倒退原则是内生于《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隐性"未列举"原则,防止国家在环境义务和责任履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甚至"不在场"。国家环境义务维度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换,可以成为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是公民环境权益的间接反向证明和镜像投映。国家应完善"水生态拐点"的制度安排,避免水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度实施出现"瓶颈"甚至倒退,从而促进我国环境法制(治)"拐点"的到来。

论水资源“生态红线”的国家环境义务及制度因应——以水质目标“反退化”为视角

鉴于我国大部分流域水质改善但出现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整体倒退的"悖论",水资源"生态红线"亟需从"软法性政策红线"向"硬法性法律红线"转型,构建以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为核心的"水生态红线体系"。可以提炼出禁止生态倒退原则并上升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国家环境义务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方法论转换,国家应完善禁止水质退化的制度因应,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实现以水质达标和改善为核心的综合"水生态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