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观点看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型发展战略,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观点看,就是第五个阶段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甚于个体的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的观点,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越初探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展开,逐渐对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与超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从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治理策略及生态治理目标体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而且为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两点质疑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主体性,具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因此,人类应当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本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自然物不是伦理主体,不具有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生态伦理学在反对人类自大狂的同时,也应当反对将自然“神化”。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生存论的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讨综述

“人类中心主义”问题是当前国内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和博士生围绕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涵义、形态及其历史演变以及与当今生态危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研讨的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三部美国文学经典文本重读

在物质文明甚嚣尘上的社会语境中,梭罗的《瓦尔登湖》以一个先觉者的睿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真正和谐的生命方式。麦尔维尔的《白鲸》寓言性地叙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对抗,并对这种对立与对抗的悲剧结果进行反思。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则形象地诠释了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在描述人的尊严与力量的同时,实际上反思了人的存在。《瓦尔登湖》等美国文本经典的自然书写,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意义。

生态哲学的范式转换:从生态中心主义到无中心主义——从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哲学中得到的启示

生态哲学范式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第一次飞越性转变,但是还是没有摆脱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也就无法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未来生态哲学的发展还需要实现从生态中心主义到无中心主义的第二次飞越,才能真正建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模式。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哲学的“物我同源”本体论、“天人合一”自然观、“我亦物也”价值观和“顺应自然”实践观中所蕴藏的无中心主义思想,为生态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非常值得深思的理论进路。

“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之再剖析——释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

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识,是对马克思剖析"支配自然"的价值观进行再剖析之后确立的。它认为,"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之理论理路内在于千百年来的人类理性,今天又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践理路相契合,因此,它演化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质底乃顺理成章之事,而它的负向度功能也必然是根深蒂固的。鉴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可避免性,生态社会主义并不赞同反其道而行之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采用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意识,并根据"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对"支配自然"的命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再解读。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迪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

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覃明兴（广西大学社会管理学系５３０００４）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人类就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此相应，人类中心主义已渐成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

“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之反思——析马克思的生态意识

"支配自然"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价值观,因为它能作为"生产无限增长,生活无限提高"的幸福理念之保障。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无限增长,生活无限提高"只是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认同系统,它并不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人类的根本利益应植根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因为它能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上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据此,马克思剖析道:"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乃人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既赋有发展人类主体本质与生命活动的正向度功能,也不乏造成生态危机而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之负向度功能。而随着人类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更高发展阶段,"支配自然"的价值观将理所当然地被生态文明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全球伦理

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之际,人们发现带人21世纪的却是一系列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全球伦理的提出,为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全球伦理关注的核心和重点无疑是生态问题.生态伦理的合理建立与实现与否,就成为全球伦理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球伦理也应对人类未来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目标予以关注,这也是全球伦理能否实现的社会基础。

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度刑法化及其纠正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微罪去刑化研究成果显著,为备受刑法扩张困扰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学习借鉴新思路,但仍存在完善空间。我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度刑法化趋势就是问题之一。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过度增设新罪和抽象危险犯;刑事司法上表现为重刑罚,轻非刑罚辅助措施及多缓刑,少实刑,对我国刑法谦抑性、人权保护、司法资源合理配置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立法层面借鉴德国环境刑法将危险犯细化为对人的危险和对生态的危险、新增环境类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层面积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树立生态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等对策,为未来全球刑法发展提供新路径。

人与自然——从征服自然文化观到生态文化观

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把生态危机的产生放到近。现代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且从当代的文化变革中寻求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案。文章系统地论证了近、现代文化如哲学、宗教、经济学、科学技术等向人们提供了一种片面的征服自然的文化观,逻辑地证明了片面的征服自然文化观“外化”为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必然性,进而站在现实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根据全面地对征服自然文化的片面性进行了批判。最后文章介绍了当代从征服自然的文化观到生态文化观的变革中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等方面,从中找到全面确立生态文化观(人,社会的生态化,生态的社会化)是克服生态危机的理想方案。拟分四部分阐述:一、近、现代文化向人们提供了征服自然的文化观二、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征服自然文化观的必然后果三、对征服自然文化观的理性批判四。

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及行为构造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起,污染环境罪在理论研究中便存在诸多争议。《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细化补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3年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立法的修改,司法解释的补充,均将该罪的争议问题指向保护法益和行为构造上。目前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尚未有定论,对该罪行为构造的认定离不开对保护法益的理解。为更好地贯彻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思想,精准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应为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规定,对该罪的行为构造不能单一认定为行为犯或结果犯,应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下识别区分。

环境伦理的嬗变与环境刑法的法益

环境刑法的法益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化,环境伦理思潮的变动必然会影响环境法律,从而引起环境刑法法益的变动。围绕着如何保护环境,各种环境伦理学流派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先后登场并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此相对应,环境刑法的法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环境犯罪中的环境修复措施适用问题——以G省2016—2020年186份判决书为样本

环境犯罪治理理念从重惩罚转为重预防带来了环境犯罪处罚模式的转变,基于理念的转变环境修复措施就此产生。环境修复措施一经提出便在实务界得到较为广泛的适用,G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在环境修复措施适用的过程中总结出大量的经验,通过对G省近四年来环境修复措施适用的现状可窥见当前环境修复措施存在的问题,即环境修复措施法律性质不明确以及保障措施不完善。作为环境犯罪中新兴的处罚模式,环境修复措施应被定性为社区矫正措施,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规则在环境修复措施中具有同等效力。

淡水资源保护的国际法理论基础剖析

梳理人类进行淡水资源保护的各种理由,回顾国际淡水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发展历程,我们须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对淡水进行节制利用,并积极地保护现有的淡水资源。

论污染环境罪的实害犯形态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加之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在理论上失去了定型性。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以及准抽象危险犯等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立法对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选择和对环境法益的独立保护,将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定型为实害犯,既合乎刑法规范,也能够避免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及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下行为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解读,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不足或者对人类法益保护目的的过度无视。因此,实害犯的定论是对污染环境罪犯罪形态的理性解读。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环境污染罪构成要件再阐释——以《民法典》第九条为底层伦理

污染环境罪修改后接连出台司法解释,事实上反映了本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定罪标准的弱化。随着环境保护需求的日益升高,因规范上的需要,实践中产生了将部分并没有恶化环境质量的行为解释为严重污染环境、将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界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存在构成要件范围被规范解释得过于宽泛的问题。究其原因,立法层面上罪名设置不合理、“违反国家规定”等语词使用不准确,司法层面上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因实质化倾向造成的松动共同带来了定罪标准的松动。《民法典》第九条表明,绿色发展模式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伦理,而法秩序统一性能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产生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应以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界定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应当既是实害犯又是抽象危险犯,本罪的结果和罪量应当根据法益具体阐释,主观构成要件或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