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洛州推行“草长制”草地生态保护制度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目前,我国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推进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草原保护、管理和修复,青海省果洛州率先提出和制定“草长制”这一草原生态保护制度及实施意见。本文从推行“草长制”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草长制”的组织体系及主要职责,“草长制”实施的主要任务、重要保障措施和重要目标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草长制”草地保护制度。草长制工作运行规范,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草地生态保护管理体系,进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

黄河法中生态保护制度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弥补分散立法的不足,实施流域综合管理,解决黄河流域面临的特殊生态问题,有必要制定黄河法作为黄河流域管理的基本法和综合法。本文利用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以解决黄河流域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为目标和导向,依据有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改革成果,分析了黄河法需要建立健全的生态保护制度,包括全流域节水制度、水源涵养制度、水土保持制度和水污染综合治理制度、自然湿地生态修复制度等。

先秦生态保护制度对当代的启示

先秦保护生态的事迹很多，“里革断罟”、景公探雀觳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事例。它所蕴涵的生态保护，以及重视宣传、重视建立法制保护自然生态等观念，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后世子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制度研究

近年,国家和政府对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同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和鼓励草原生态保护,草原生态保护涉及多个方面,同时也对草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产生影响,结合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应做好多方面的工作,该文主要结合草原生活保护制度和草原的发展措施进行研究。

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发展现状与完善路径探索

为了增强地下水的生态保护,迫切需要构建和优化地下水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基于现行法律法规,参考相关政策内容,通过对国内外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时间线进行梳理,分析了我国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完善路径:完善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规范体系;建立科学的补偿边界确定方法;建设高质量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监测体系;规范地下水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内容;构建市场化、多元化、高效协同的生态保护补偿参与机制,为我国地下水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支持。

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是环境法基本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法典构造而言,首先,需要明确该制度的入典动因;其次,应对既有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法律规范进行全面梳理,揭示其与环境法典编纂之间的抵牾所在,在此基础上,依据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作用场域的不同,从内外两个维度锚定其功能定位,为后续该制度的法典表达提供基本指引;最后,就其入典路径予以说明,可在遵循法典编纂“总则—分编”的体例模式下,采用“一体三翼”的入典方式,借助“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有序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在环境法典总则、分编的规范建构工作。

新时代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的新进展与新优势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就是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直接针对特定责任主体的责任目标、责任形式、责任内容和责任对象等责任构成中的不同要素,以及直接针对明责、履责、评责、考责、审责、督责、定责、奖责、追责或问责等责任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设计和确立的各种有关责任的规范规则和体制机制,它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关键构成。新时代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在责任主体、责任目标、责任形式、审责追责、监责督责、定责保障等维度上都具有新举措和新进展,并不断呈现和发挥出自己的新优势,即系统整体优势、党的领导优势、政府主导优势、责任政治优势、自我革命优势、高压震慑优势等进一步得到新的提升、新的强化和新的彰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建立与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战略,符合绿色减排、节能环保的生产发展目标,相关督察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内部体系和生态规划方向。以中央为核心进行双轮驱动式的生态环境督察机制,符合顶层制度;全面升级系统内部监察管理制度,改善环境问题和空气质量问题,突出环境保护效益,优化环境保护效果,明确监察结果,有利于运用督察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发展。在第三方机构的共同参与下,以首轮评估机制来落实解决对策,提出参考建议,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循环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不断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立法原则探析——以深生态学理论为视角

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但经济发展价值主导和不同行政领域各自为战的行政体制造成了生态保护制度构建的现实困境。深生态学是20世纪重要的环境伦理学流派,这一流派坚持更为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运用总体主义方法论,以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性为最高准则,并在最高准则基础上构建起包括八条基本原则的深生态学平台。其理论对于我国水能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可以修正原本工具主义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并指引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制度、生物保护制度的建设道路。我国在建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时,应当吸收深生态学理论的思想精华,形成从根本上发挥作用的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立法研究

推进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保护我国生态系统的最低要求,也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14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了法律上的确认,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立法依据,但我国现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立法体系不完备、立法内容过于原则、法律责任不明确或过轻等几大问题。对于立法体系的完善,宜选择基本法与专门法并举的立法模式,在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做出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生态保护红线专项行政法规;在立法内容上,应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适用范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基本原则,真正将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制度化、法律化;在法律责任方面,应明晰、强化违反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法律责任;在制度的实施方面,应引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保障该制度落地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2〕70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精神及国家有关部委要求,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优化维度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被历史性地写入宪法,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施行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国家对建设生态文明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的全新判断,是优化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创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筑牢生态红线,树立“红线思维”,践行“红线制度”,优化我国生态空间安全格局,使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论政府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中职能的法律属性

生态保护补偿奉行“受益者补偿”等基本原则,由生态环境利益的受益者作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应有之义。由于环境及生态的公共性等特征,生态环境利益的受益者较难确定。从已有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来看,政府作为衡平生态环境利益等公共利益的主体,在订立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统筹生态保护补偿金等生态保护补偿活动中均履行着相应的政府职能。目前理论争议焦点集中于政府在生态保护补偿中的职能厘定及职能定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调整对象应仅包括因保护环境等增加生态环境利益的活动而牺牲发展机会的行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补偿义务主体既不包括开发利用资源而需要对国家缴纳资源税费的私主体,也不包括因环境污染的治理行为而需要对国家进行缴纳排污费的私主体。因此,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补偿义务主体应以作为国家执行主体的政府为主,理性的政府应当代表不理性的公众,建立生态环境利益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引导多方利益主体更加有效利用具有竞争性的环境,将环境领域的利益独享转化为共享;将利益的独惠转化为普惠;将环境责任由独担转化为共同承担;将利益的竞争转化为利益的竞合,促进更加有效的环境治理。

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及其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救济领域以政府为主导的全新制度。由于生态环境救济领域具有很强的公众属性,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成为其天然的参与主体。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应当赋予民间环保组织对政府的监督权,以提升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宽度;设置合理的民间环保组织准入标准、让更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其中,以扩充民间环保组织参与数量的广度;搭建政府与民间环保组织的信息桥梁,以推进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的深度,从而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内涵、实施现状与改善建议

本文结合国内多位学者关于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认识,探讨对我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内涵的理解,进而分析该制度在我国各地区的实施现状,重点总结其中存在的各类现实问题及遇到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建议,为我国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顺利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生态环保督察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纠正环保监管体制失灵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两级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既要将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又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体化推进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监察机关与生态环保督察部门对生态环保领域都具有监督权限,涉及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或问题线索管辖及程序衔接等。分析两级生态环保督察的实践运行现状,提炼两种监督制度衔接中的基础理论与衔接路径,推动两种制度从衔接协调到融合统一,进而指引两级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构建及功能的有效发挥。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生态环保督察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纠正环保监管体制失灵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性安排。两级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既要体现将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又要体现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体化推进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监察机关与生态环保督察部门对生态环保领域都具有监督权限,涉及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或问题线索管辖及程序衔接等。分析两级生态环保督察的实践运行现状,提炼两种监督制度衔接中的基础理论与衔接路径,推动两种制度从衔接协调到融合统一,进而指引两级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法治化构建及功能的有效发挥。

甘孜州生态立法内容之我见——兼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思考

甘孜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其生态立法在内容选择要注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及对当地生态保护习惯法的理性吸纳。笔者拟从功能上将甘孜州生态立法内容划分为三类: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补偿制度作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制度,亦需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本文将通过分析现有国家公园试点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情况,梳理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匮乏、生态补偿标准低、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缺乏监管、生态补偿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