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现状、特点与监管能力提升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红线占地面积大、涉及范围广、生态类型多,如何进行监管是建立生态保护红线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环节。为有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我国于2018年10月启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本文系统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和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的必要性,分析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现状,概括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的技术特点、监管能力、运行模式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智慧监管能力的建议,为推动各省(区、市)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网络体系提供参考。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

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是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尚未全面开展定量化、精细化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效评估。基于国家标准与2021年的对比分析,从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用地性质、生态功能、管理能力等方面构建了保护成效指数,评估了2022年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结果表明,上海市在评估周期内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效果显著。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区人类活动干扰风险评价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国家和地方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人口不断聚集,高度密集的人类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生境及动植物造成严重威胁。以南京市生态保护红线为研究区,基于贝叶斯网络,构建了人类活动(危险性)—风险因子(联合暴露)—生态保护红线(脆弱性)—人类活动干扰风险的风险传递网络,概率化表征了2020年城镇、农田、交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采矿及矿产地等风险源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各生态受体(森林及灌丛、湿地、草地、农田等)的人类活动干扰风险。结果表明,南京市建邺区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干扰风险最值得关注,高风险概率为3.13%;人类活动危险性最值得关注的区域均位于南京市建成区(秦淮区、雨花台区和鼓楼区),生态保护红线脆弱性最值得关注的区域则位于南京市郊区(高淳区和六合区)。基于敏感性分析,从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促进重要湿地管理与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监测能力等方面为建邺区生态环境管理成效提升提供建议,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人类活动监管与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解读《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

坚持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广西未来生态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2023年6月,广西自然资源厅、广西生态环境厅、广西林业局、广西海洋局联合印发了《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从严格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管控,规范国家重大项目用地、用海用岛审批,强化临时用地用林监管,妥善处理已批用地问题及全面落实监管职责等方面提出了管理要求。

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已经由划定阶段转入严格管控阶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维护和提升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迫切需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围绕“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监管目标,定量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梳理了成效评估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的关系,从成效评估目标、内容、应用导向、工作机制等方面,探析了基于成效评估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目标实现途径,以期为推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提供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主动发现与智慧监管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需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开发性、建设性人类活动开展有效监管。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是生态环境部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主要技术支撑平台。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现状、主动发现监管业务流程,梳理了当前在数据源、解译技术、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给出通过深挖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资源潜力,提升监测的精度和周期;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对先验知识的使用能力,提高疑似生态破坏类型监测能力;扩大互联互通的数据源和接入能力,完善会商研判的数据资源的智慧监管实现路径。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出台

2023年8月9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和海洋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广西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境风险评估——以吉林省镇赉县为例

为了探究人类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境造成的影响,提高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提供科学支撑,以吉林省镇赉县为例,基于InVEST模型和GIS的空间分析能力,利用高分遥感影像及相关人类活动数据,从栅格尺度上评估生态保护红线区存在的生境风险。结果表明:研究区总生境风险值的范围介于0.00~1.32之间,高、中、低生境风险区域分别占红线总面积的2.31%、3.26%、22.12%,整个评估区内人类活动干扰对生境产生的影响以低生境风险为主;在各类生境中,林地的平均生境风险值最高,其中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的平均生境风险值分别为0.58、0.88、0.79,同时最高风险值(灌木林地)也出现在林地生境中;相较于其他人类活动,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累计风险值和平均生境风险值均最高,分别为2933161.90、1.24,公路用地次之,分别为1086264.68、1.19,旱地、水田、渔业等人类活动对生境产生的影响有限。

基于生态网络格局的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优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对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间区域。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未考虑空间连通性,划定结果存在斑块破碎、空间连通性差的问题,降低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路径法等生态网络构建方法引入到生态保护红线优化中,通过构建生态廊道和踏脚石连接破碎生境,使之形成完整的景观和生物栖息地网络,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基于MSPA方法和最小路径法构建并优化的生态网络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组成部分,提高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连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对环境保护和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特征及其监管体系研究

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中推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结合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特点,对吉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格局和监管体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东、中、西三个生态区的生态系统主导服务功能各不相同,东部长白山区以生物多样性维持、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功能为主,中部台地以土壤保持功能为主,西部松嫩平原以生物多样性维持和防风固沙功能为主;吉林省生态系统敏感/脆弱性以土壤盐渍化、土地沙化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部松嫩平原;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呈“东屏西带、中部多点、山水连通、相融共生”的空间格局.监管体系应重点关注人类活动和区域生态安全,同时考虑生态系统的格局、质量和服务功能.

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的设想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破解长江经济带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尖锐矛盾的重要手段。完善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关键环节,是实现"图上红线"到"地块红线"转变的重要保障。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严守过程中面临落地难度大、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制度配套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能力薄弱等诸多问题,提出以加快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体系为突破口,以严格的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准入制度、监督巡查制度、评价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及赔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系列制度为重点,着力提升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红线执法监管能力,加大宣传教育和鼓励公众参与,分区域、分步骤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对策和建议,以推进长江经济带"大保护"。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监管

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经历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这些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与强化对策建议

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本文在分析国家生态保护修复监管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从优化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确保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取得成效、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与预警能力、建立生态保护监管长效机制和发挥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网络的县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随着环境形势的严峻化和生态问题的复杂化,加大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已成为全民共识,而构建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生态安全格局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然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该研究以河北省青龙县为研究区,利用土地利用调查及影像数据和多年气象数据等,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及生态网络构建方法融合,通过空间叠加及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融合于研究区域的生态保护网络,旨在规避常规研究中单独使用一种方法造成保护要素缺失、安全格局不连通等问题。基于该方法构建了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青龙县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达443.94 km^2,占县域面积的12.7%,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国有林场区和中部的河流水系沿线地带;生态网络由11块生态源地、24条生态廊道、22个生态节点和34个生态断裂点构成;青龙县生态安全格局由生态安全保护要素、生态安全保护目标区以及生态安全保护措施共同构成。研究结果可为县域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定和生态修复及保护工程的建设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科学监管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环境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天-空-地"一体化获取多源数据,结合GIS和RS空间分析,从生态系统格局和质量、人类活动、环境限制4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构建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区监管评价体系,并以泰山生态保护红线区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人类活动状况3个分指数得分及生态环境综合得分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就综合得分而言,2000-2005年、2005-2010年得分降幅分别为18. 73%和5. 24%,2010年得分最低(41. 97分),而2010-2015年得分增幅为81. 63%,2015年得分为76. 23分,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评价等级由Ⅱ级升为Ⅰ级。其中城乡居民和工矿用地面积占比、生态系统破碎度和分离度、植被生物量是影响研究区生态环境的关键指标,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研究区边界处人类活动的监管,并注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植被生长状态的保护。该监管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监管评价提供新思路。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监管中的利益博弈

深入研究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监管对于满足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的条件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原理,构建县级政府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的“经济人”假设博弈模型和“生态人”假设博弈模型。结果表明,两种假设博弈模型中,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是否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县级政府惩罚力度和人为活动限制补偿资金有负向影响,县级政府监管成本具有负向影响;对于县级政府是否选择实质性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的保护成本有正向影响,县级政府惩罚力度和人为活动限制补偿资金有负向影响,但在“生态人”假设博弈模型中,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消极(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获得的生态效益有正向(负向)影响。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体系的构建思路

生态保护红线是在历经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森林公园等诸多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区域生态管控制度体系。如何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体系并实现制度化运行,是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现真正意义上"落地"的关键性命题。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空间分布、生态属性、管控需求和公益性等特点,本文提出了以遥感数据为主要驱动、基于国家治理理念的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化运行体系的构建思路,包括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体系,基于台账的监测评估体系,以及基于国家治理理念的生态保护红线业务化运行体系三部分。

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中指标的思考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如何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成为当前重要的问题。为此,从确保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以及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为出发点,本文结合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开展的自然保护地等监管工作,提出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式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指标集,涵盖了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管理状况等各个方面,并结合日常监管、年度评估和五年评估的业务工作需求,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指标应用思路,为国家和地方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指标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的生态保护红线移动监管平台研究

随着生态保护红线(简称“红线”)监管工作的深入推进,目前对于红线移动监管平台的需求较为迫切。研究在综合文献分析法和已有平台功能分析的基础上,采用Android Studio开发平台,集成Supermap软件二三维一体化结构体系为平台接口建立GML&SVG的WebGIS应用模型,Java为主要开发语言进行开发。红线监管平台实现了核查点位标注、定位导航、数据导入导出、图层管理、保护政策集成、历史核查点位快速定位等功能。同时配套开发桌面端平台,实现移动APP与桌面端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