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损害修复责任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以某公益诉讼案为例

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责任方式之一,但传统的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完全承载恢复环境损害的功能。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是环境损害修复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该案得知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其面临着裁量依据不足、生态修复标准欠缺和损害赔偿责任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建议用“恢复生态”作为一种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以便与传统生态修复责任的“恢复原状”区分开来,找准生态修复的功能定位,厘清恢复原状与生态修复二者之间的差异,明确恢复生态的责任内容和方式,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标准,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等,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的修复。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及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项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救济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重要地位。从立法和司法适用现状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问题进行总结,在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在司法适用方面存在受困于传统司法理念、资金规范体系不完善、执行机制力有不逮、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实践障碍。着眼现状,可以通过采取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纳入环境法典编撰、践行生态恢复论、完善资金规范体系、优化执行机制及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措施进行破解,从而践行生态环境修复的理念,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之限定

当下,作为公法责任的生态修复责任存在公法与私法两种实现机制。由私法救济主导生态修复,既在法理上偏离实质法秩序统一理念、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在实践中加剧执法不严、司法逾越行政等乱象,致使生态修复责任出现实现路径上的紊乱与责任内容上的重叠。为此,亟待对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的情形进行限定。生态修复责任作为公法责任,其私法实现应回归至对公法规制的补充性地位,仅适用于公法规范欠缺、修复费用求偿、行政规制失灵的情形。生态修复责任通过私法路径实现时,需界分过错与违法性的责任构成要件,强调主观过错的认定,限定客观违法之“法”的范围。同时,对于生态修复的实施与监管,均当由行政机关主导。由此,理顺公私法路径在实现生态修复时的关系,解决不同路径选择时的法律问题,以期最终推动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的适用有度、实现有序。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实践样态及其创新转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关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效落实修复法律责任、实现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有效途径。鉴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困难性,传统单一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就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拓展提供了空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通过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创新性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从而不断为我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绿色裁判新样态。通过对相关立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呈现出“修复优先”的理念趋向,环境司法实践借助行为责任承担方式的类型化区分与创新性转化,来确保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生态修复责任实现的路径选择

生态修复责任体现的是一种生态本位观,是保护生态利益和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一种责任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和消除损害功能,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环境恢复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效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生态环境秩序。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生态修复责任已成为环境司法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生态修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生态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因此,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需要化解现有难题,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生态修复责任的具体标准等路径,指导生态修复责任的落实。

河北省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生态修复现状、存在问题及修复对策

河北省为北京市、天津市的生态屏障,生态敏感性强。该省矿产资源丰富,历史上的乱采乱挖、无序开采等导致大量的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遍布全省,这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显得异常突出。在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河北省矿产资源的赋存状况、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的分布特征、生态环境破坏现状及生态修复现状,揭示了河北省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河北省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定位,提出构建“环境地质致灾机理模式—地质灾害隐患的治理与消除—优化生态修复技术方案—地质灾害、修复效果动态监测与评价”4个环节的生态修复理论框架,依据各生态功能定位区的作用、区位特征、气候、土壤等要素,分析总结了适用于不同区域生态修复的技术与实施方案,并以具体的案例开展了修复工程分析。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的对策研究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创新性地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弥补了生态环境破坏后法律救济的缺陷,但该责任在适用上存在诸多困境:一是目前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规定较少;二是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三是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不明确;四是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不健全。对此,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健全环境损害认定和评估机制、明确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以及健全生态环境修复辅助措施。

论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的政府责任

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稳步推进,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了基本改善,但局部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仍需修复。政府作为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定主体、首要主体,应依法准确履行黄河流域湿地的生态环境修复职责。目前政府在履行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时,仍存在政府责任主体交错、责任标准模糊、责任形式和责任追究举措不清等问题。需通过完善地方立法保障,明确黄河流域湿地的产权主体和权属界限、建构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清单制度、界定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形式构成、形成黄河流域湿地的政府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落实黄河流域湿地生态环境修复的政府责任制度。

认购森林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替代修复承担方式

以认购森林碳汇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替代修复的承担方式,是近年来司法界广受关注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针对司法实践中认购森林碳汇来承担损害责任替代修复的现实需求,分析实施森林碳汇的正当属性和合法性。旨在明确森林碳汇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替代修复方式的权利客体和法律属性,确定森林碳汇的实现路径,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地位。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及实现机制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环境公益的新型责任,存在法律属性争议不休、实现机制选择不妥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旨在修复生态损害、保护环境公益,而民法的价值理念、权利思维并不能承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定性。从私法和公法的适用理念、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以及不同追责机制下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效果出发,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定位为公法责任,且公法责任定性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修复义务和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结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是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机制,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先行磋商,磋商未果则责令行政相对人修复生态环境,并可选择行政代履行、行政处罚以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的实施。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生态修复责任主体多元化问题探析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是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生态修复工作复杂繁重,涉及政府、污染者和破坏者、社会公众以及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而多元主体的治理尚面临责任失衡、参与度不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范围、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建立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是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整体稳步进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的合理途径。

《民法典》中生态修复责任的功能及其实现

在民法的内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责任形式,并且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责任;在民法的外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条款是民法中的一种外部性限制规范,使民法在其特定范围内承载起修复生态环境的使命。生态修复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功能定位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和恢复受到侵犯的生态环境利益,具有一定的公益救济功能。为实现生态修复责任功能的有效发挥,应当完善与之配套的相关规则,包括确立请求权基础规范,细化适用条件规则以及增加衔接性规范。

生态修复目标司法确认的类型化构造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配置程度。司法确认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践中存在损害前状态和功能的适用不合理、可接受风险水平被基本弃用和具体指向笼统模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司法中恢复原状思维的影响难以消弭以及现实危害的规制被过度关注。司法应当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划分为基线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特质确认适宜的修复目标。对于价值较高的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价值特殊的生态环境,即便在经济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人类密切相关的受污染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当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较为宽松之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修复目标进行适用。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资本参与“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然而,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替代环境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厘清二者的功能边界并规范其交互行为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多基于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协作与制衡的宏观视角,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受阻、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参与程序失范与回报路径规范程度不足等实践困境。对此,兼顾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性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个性,从畅通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参与程序与优化回报路径等四重维度探求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法典化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法典化进程,不仅是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生态环境法典结构完整性的必然要求。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法典化,应在全面梳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基本样态的基础上,揭示其现有法律规范难成体系、现行制度尚欠成熟等问题,在生态环境修复制度体系化构造的基础上逐步完成法典化的转化,最终形成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基本定义条款、法权配置条款、核心措施条款、与其他制度相衔接的规范表达,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分则编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污染防治编、自然生态保护编、法律责任编的规范构建思路。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以实现生态环境公益救济为目的,生态修复在形式外观层面体现为对受损利益的填补,不同属性责任实现机制的运用加剧了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的难度。行政法律责任以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核心价值追求,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责任定性能够保证生态环境公益得到妥当救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基本构成要件相契合,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接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生态修复论”的理论内核。本文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属于行政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载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内核双角度切入,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行政定性提供证成。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环境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权。生态修复是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整治,需要完善环境区域生态损害协同治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源头治理制度。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质,是对人心的约束和对法律的调整。要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机制,就要构建生态环境部门履职责任清单机制,为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始终坚持以生态修复为重心的修复责任理念,构建生态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体系。需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是调节环境损害、保护生态环境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修复责任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必须建立流域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扩大流域生态补偿规模需要遵循生态补偿制度和规则。实施生态损害修复工程需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把握生态修复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原真性内涵,不断提升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