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征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中部六省高职教育质量年报数据的分析

高职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高职教育系统中各要素的有机整合,以人为本、生态调适、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为其内涵要义,结构层面系统性、目标层面双向保障性、行动层面协同性为其基本特征。根据“承载力—支持力—吸引力—延续力—发展力”(CSAED)模型,可从高职教育环境质量有效改善、规模增长适度增强、资源结构不断优化、产出价值充分发挥、投入活力显著提升五个方面构建高职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部六省高职教育质量年报数据,对各地区高职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各地区高职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提供基础理论支持与实践应用指导。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可持续发展瓶颈及应对分析

青藏高原面积巨大,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具有生态、生产和生活的三生服务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气候变化、人口激增、市场冲击和经营管理模式改变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青藏高原草地生产服务功能逐渐被弱化,“人-地”矛盾凸显,如何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基于此,本文梳理了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演化历史、植被演化过程及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及区域经济-资源发展模式特征,发现:1)在大的时空间尺度下,青藏高原植被演替的主控因子为气候变化和剧烈的地质变迁,在小的时空尺度下,导致相同地理和气候单元植被特征分异的原因是放牧强度的分异,而草地过度放牧的原因同家庭牧场的管理、草地生态价值的可评估性、人口与生产力发展适配度等关系密切。2)规模化放牧在青藏高原区域具有数千年历史,并形成了人-草-畜协同演化的互利共生关系,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汲取当地传统知识和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扩大草地生产的层次性,引入或研发以生产和生态效益共赢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完善和延伸草地生产产业链,完善高原生态系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调动牧场管理者草地健康保护的主观能动性,完成草地健康监管奖惩制度,以生产力、管理和文化为调节手段提高青藏高原区域农牧业现代化和商品化程度,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及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生态足迹视角的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以2010—2022年为研究区间,以内蒙古自治区所辖12个盟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社会可持续三者协同发展的角度,构建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进而对内蒙古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研究。一、引言(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方向上横跨“三北”,是我国省域面积排名第三的地区、北疆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内蒙古气候条件多样,地区间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明显。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研究——基于熵权法的评价方法

农业生态平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内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加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价,是实现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文章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建立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降低,水资源、土地资源及生物资源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在不断下降,气候变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但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速度存在区域差异,水、土地资源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失最快,而生物资源系统在西部地区下降最为明显;空间分布上,上海市、湖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处于低水平,其他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评分皆处于中低水平。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蓄滞洪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对蓄滞洪区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价值、水质净化价值、空气净化价值、土壤保持价值、碳固定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科研教育价值7个方面进行生态服务价值评估,采用替代成本法、成果参数法等核算方法对各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价值核算。通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生态效益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系统构建能够有效反映经济资源子系统、防洪子系统、生态功能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与制约关系的蓄滞洪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现状评价和情景预测。结果表明:2个蓄滞洪区现阶段可持续发展评价为一般。在调整种植结构、土地利用方式、打造特色养殖模式等方式的情景下,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研究能为蓄滞洪区的生态效益量化评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

尝试运用较为成熟的层次分析法建立大小兴安岭林业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从而对林业资源型地区转型重点进行量化,并且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实用价值,根据评价结果论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并提出若干建议,旨在为资源型地区进行全方位转型提供必要参考。

泾河流域不同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正逐步得到重视,相关的研究也备受关注。本文以泾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分别不同生态功能区对基于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可为区域水土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提供指导。本文首先将流域分为六个生态功能区,即东部山地水源涵养区(Ⅰ区)、西部山地水源涵养区(Ⅱ区)、北部丘陵沟壑水土保持区(Ⅲ区)、南部山地丘陵沟壑水土保持区(Ⅳ区)、塬地(阶地、平原)、农田保护区(Ⅴ区)、中部过渡区(Ⅵ区)。然后,确定了由两个系统即社会经济子系统和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子系统、8个综合性指标组成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体系,从生态环境现状(林草覆盖率和土地退化指数)、耕地压力、水足迹与水压力三个方面对各功能区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分项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各区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泾河流域除Ⅴ区处于比较协调状态外,其他各区(面积总计占90.09%)均处于不协调状态,这反映出流域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协同环境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游憩可持续发展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了战略部署,强调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性。国家公园既是人类居住区,又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具有社会-生态系统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社会空间,更是一个具有系统复杂性和主体多元性特征的环境。协同环境治理被定义为“广泛和包容意义上的环境管理的协同方法”(2)。

基于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模型的生态文明理念下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利用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8—2020年间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998—2020年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2018—2020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出现轻微回跌.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下生态环境状况以及新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适合新疆特色的、操作性较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从而保障我国新疆农业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

河流岸线是构成河流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人为活动影响,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受到破坏,为精准开展河流岸线修复,亟需制定有针对性的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河流岸线的类型、结构进行了分析,在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水利、生态环境、海洋等行业有关技术规范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全面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经过初步梳理和综合遴选筛选了河流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综合相关技术规范以及研究成果,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效用赋值,并制定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结果表明:1)河流岸线可分为生态保护型岸线与生态修复型岸线,前者可细分为植被良好型、沙漠型以及岩石型3类,后者可细分为堤防型、农田型、村落型、养殖塘型、城镇型、河口型以及复合型7类。河流岸线具有防洪、控制侵蚀、保护水质、生物栖息、景观功能5项生态服务功能。2)构建的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准则层为河流岸线所具备的5项生态服务功能,指标层包括防洪达标率、堤防安全、植被覆盖率、岸坡稳定性、排污口布局合理程度、生态缓冲带状况、生物多样性指数、植物群落状况、水鸟状况、景观生态价值、景观舒适度11项评价指标,对各项指标根据总体评价进行五级效能赋值。3)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多属性效用理论计算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综合指数,将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划分为优、良、中、差、极差5个等级,以评价河流岸线生态服务功能状况。研究可为识别河流岸线生态问题、评估河流岸线生态修复成效、健全河流岸线管理长效机制等提供依据和参考。

黄河上游地区三维生态足迹自然资本可持续评价及驱动力

本文基于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黄河上游4个省区2012-2021年的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并利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了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黄河上游的人均生态足迹从2012年的2.089 9 hm^(2)·人^(-1)上升至2021年的2.536 5 hm^(2)·人^(-1),10年间仍处于生态可持续状态;研究期间黄河上游各省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深度均超过1 hm^(2)·人^(-1),人均生态足迹广度在总体上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人均三维生态足迹整体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内蒙古的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值偏高,2021年达到3.87 hm^(2)·人^(-1);5个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为青海省和甘肃省;驱动力分析模型表明,黄河上游地区自然资本驱动力整体受人口、社会消费、生态建设、科技和环境污染多重因素综合影响。未来需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推动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怀洪新河蓄水性河段浮游植物功能群演替及水生态评价

为探究怀洪新河蓄水性河段浮游植物功能群演替及水生态现状,于2019—2020年在怀洪新河新浍河段开展8次季度调查。采用浮游植物功能群划分法和冗余分析(RDA)探究浮游植物功能群演替特征以及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多样性指数、河流生态健康指数(Q r)对水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调查期间怀洪新河浮游植物共8门70属136种,绿藻门种类数量占比最高(52.21%),蓝藻门(19.12%)与硅藻门次之(13.24%)。浮游植物丰度季度均值变化范围为1.60×10^(6)~3.61×10^(7)L^(-1),平均为(8.99±3.84)×10^(6)L^(-1);生物量季度均值变化范围为0.59~6.07 mg·L^(-1),平均为(2.48±0.35)mg·L^(-1)。浮游植物优势种主要为尖尾蓝隐藻(Chroomonas acuta)、啮蚀隐藻(Cryptomonas erosa)、梅尼小环藻(Cryptocryptophyta acuminatum)和微囊藻(Microcystis)等。怀洪新河共划分出25个功能群,其中优势功能群9个,2019—2020年优势功能群季节演替特征为B、X2、Y(春季)→M、J、Y(夏季)→B、P、Y(秋季)→B、X2、Y(冬季)→B、X2、Y(春季)→J、S1、S2、Y(夏季)→B、P、J、Y(秋季)→B、E、Y(冬季),主要优势功能群B、Y指示怀洪新河水体为中至富营养静水状态。RDA结果显示,温度、氮磷营养盐和pH值是影响怀洪新河优势功能群演替的主要环境因子。Q_(r)指数指示怀洪新河新浍河段水质为“好-中等”,与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结果相近。相较于多样性指数,Q_(r)指数更适用于怀洪新河蓄水河段水生态评价。

特定模型与GIS结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及分区研究——以黔北芙蓉江流域绥正道地区为例

黔北芙蓉江流域绥(阳)正(安)道(真)地区是以“三区四带”为核心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布局中长江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其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及生态功能区划是区域生态系统全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水量平衡方程模型、RUSLE模型及NPP模型并与GIS结合,建立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与分区体系,在识别现有状态的基础上规划未来,使其各区域能更好的承担相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中等以上的面积为5166.11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70.85%。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整体较高,主要分布在道真县西部、北部和中部,正安县中部及绥阳县北部等区域。在指标提取与遥感解译的基础上依据生态调节功能、产品提供功能及人居保障功能对区域生态功能进行分区。针对各类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提出了生态保护方向与限制、禁止措施,并划分出6个重要生态功能区作为区域保护修复的重点区,为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供重点靶区与实施路径参考。

构建生态共同体指标体系 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精准把握生态共同体对生态建设的现实要求,着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评价体系和动态数据库,设计一套具有战略高度、前瞻性视野和可操作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保护动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的优先保护区选取——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在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衰减,野生动物栖息地日渐丧失。面对众多亟需保护的区域,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有大的保护效果,成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敏感,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设立保护区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目前同时考虑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人类活动空间需求的研究方法较少。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最大熵(MaxEnt)模型评估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并考虑人类活动空间需求,对三江源地区的保护价值进行评估,为综合确定优先保护区域提供新方法。评价体系中对4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以及20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更加真实可信的反映了区域的保护优先性。结果表明,1)三江源地区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域主要位于东南部地区,整体呈现东南高于西北的趋势。2)野生动物栖息地高、较高适宜性区域位于三江源中西部地区,面积总计为8.75×10^(4) km^(2),其中41.2%的区域分布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3)三江源地区极高优先级保护区域面积为3.01×10^(4) km^(2),位于三江源地区中西部,占总面积的8.0%,其中35.8%的区域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三江源地区优先保护区域主要位于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和囊谦县,应对以上地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研究成果可为保护区位置的确定和弥补保护空缺提供了科学依据。

残塬沟壑区苹果园生态服务功能综合评价研究

为评价黄土高原残塬沟壑区典型林果经济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服务状况,以陕西省永寿县苹果园为研究对象,采用专家咨询、频度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包含涵养水源、抗侵蚀性等10个方面17个生态服务指标评价体系,并应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价模型,对苹果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可得,生态功能、生活功能和生产功能权重分别为0.6753、0.0715、0.2532,生态功能和生产功能是影响果园生态系统服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度隶属度评价矩阵表明,林田灌水量、土壤侵蚀强度、Shannon-Wiener指数和苹果产是影响果园生态功能服务状况主要影响因子。残塬沟壑区苹果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综合评价指数0.5535,评价结果为Ⅲ等级。主要原因是人为干扰所致,导致林田施肥量过高,不合理经营导致土壤养分较低,根系土壤层含水率低,林分结构单一负离子浓度较低,导致了隶属度评价值较低。研究结果为残塬沟壑区林果经济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数据支持。

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已超10年,适时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综合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InVEST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评价2010—2020年428个国家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1)总体而言,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86.45%,六大生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2)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或草地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生态系统压力增大。(3)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评价——以宁夏灵武市为例

根据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从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出发 ,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体系及其基本估价方法。结合我国国情 ,将 Costanza等人单纯自然资本的测算推广到自然、经济、社会综合资本的测算 ,重点突出人类活动干扰下的区域生态系统资本价值结构分析。研究表明 :1 997年灵武市牧草地和水域提供的资本价值约占自然资本总价值的97% ,工矿业消耗的自然资本占自然资本总损耗的 84 %。根据本文的全面测算结果 ,1 990～ 1 997年灵武市生态价值总资本年均递增 4 .5 % ,它将部分抵消该市国民生产总值 1 2 .6 %年均增长率。此外 ,如果用自然资本的增减作为强可持续发展的临界指标 ,1 990～ 1 997年本区域自然总资本以年均 4 %的速度递减 。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采用一种完全递阶的层次结构 ,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 3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目标层 ,以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为目标 ,第二层次是准则层 ,即发展水平、发展力度和发展协调度 3个准则 ,第三层次是指标层 ,选择了 30项具体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以及线性隶属方法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 ,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总体上向着高效、和谐的方向发展 ,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发展水平较低 ,发展的协调度年际变化较大 ,且子系统及其组成要素存在着发展的非均衡性。因而 ,必须进一步调整南京市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基于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为例

可持续性评价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运用该评价框架对我国社会发展及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991-2003年间,我国基于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最后就如何提高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水平,降低社会发展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