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黄河流域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生态协同治理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但在治理观念、制度建设、地区利益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建议转变思想观念,构建绿色法治机制;完善制度建设,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多元参与机制,进而逐步增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合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跨域生态协同治理及价值转化研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在生态协同治理及价值转化方面具有先行示范的使命和责任,其生态协同治理制度创新成果已从一域破题复制推广至全国各地,形成了旅游经济、大桥经济、湖区经济等不同业态,实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目标。

环境正义视角下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研究

京津冀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特别是雾霾问题,使河北省面临各种指责和困境。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呼唤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但在生态协同治理中必须明确治理的原则。基于环境正义理论,借鉴国外生态协同治理的经验,在生态协同治理中坚持并贯彻承认正义原则、程序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价值指导,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策略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界性,决定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需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协同与配合。但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格局和各自为政的生态治理模式,以及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影响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效果,因此,构建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势在必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带来了重大机遇。可以从政府合作、利益补偿、生态管控、信息共享、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等五个方面来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以推动形成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自主性的嵌入与调适

探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中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困境与调试机理既是时代使然,亦是现实所需。基于“结构-行动-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自主性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嵌入过程中面临着职权模糊地问责结构、地方政府“逐底”与“逐顶”并存的竞争结构、权威阙如的“派驻型”组织结构以及分割性的激励结构等多重结构化约束。受此影响,实践中可能催生出合作风险和试点风险等衍生性风险。这些风险通过横向政府间的共谋机制和纵向线条中的避责机制沉淀为实践张力,进一步导致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受到阻碍。未来应通过由“地域认同”走向“流域认同”、由“单向度政策试点”走向“政策试验系统”以及由“碎片化”走向“一体化”等多向度进路对国家自主性的嵌入加以调适,以此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跨域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合作型组织生态治理的发展与挑战--以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单一垄断型的公共管理范式逐步向多元化的协同治理新范式转变,合作型组织这一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治理组织在近年得到快速发展,并在社会事务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治理。京津冀是合作型组织的典型代表,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展了多种协同治理。本文梳理了合作型组织的相关文献,分析了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了意义、发展模式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及破解路径:基于ANP-SD模型的动态仿真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部结构复杂、外部联系多元,仍存在协同机制的低效运行、效果欠佳等治理低效的困境。明晰该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隐性层面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刻不容缓。首先,系统梳理了18个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构建了ANPSD动态仿真模型对协同治理效果的演化规律进行动态仿真。结果发现:京津冀发展的差距较大、协同机构权威性不足、政策评估体系虚化、横向沟通不协调是影响显著的四个关键隐性障碍,动态地影响着治理效果,呈明显的负相关特征。其次,基于动态仿真的结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和政策建议。动态模型的构建丰富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为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生态困境,指出其存在生态环境脆弱、跨部门协调困难、治沙方式落后等问题,提出了树立生态经济思维、强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创新治沙方式等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生态化协同治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逻辑取向与创新应变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其目标指向多个复杂系统经由协同进化而形成的一个更高级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全媒体生态系统。媒体融合过往历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和迷思主要源于融合参与者个体、种群及群落在各自分散决策时的生态位冲突,而已取得的阶段性中间成果则得益于生态化协作过程中对于分布式创新的有序联动。因此,来自异质性多主体的生态化协作共治,通过明确起始条件和实施规则而成为解释并解决上述难题的逻辑取向。与此同时,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生态化协同治理作用的发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平台型模块系统架构以及能够生成演化势能的自组织协同学内部动力机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提法得益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契合,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仍显"生硬",为此,有必要对它多元善治的行为思想、协商合作的行为过程和正和博弈的行为取向等行为逻辑进行深入探究。而要让这一治理模式得以实践,则需要克服传统的治理观念、垄断的权力机构、残缺的市场机制、脆弱的社会组织和滞后的公民素质等一系列障碍的阻扰,从优化权责体系、塑造协同关系、搭建信任平台、培育社会力量和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着手,发挥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源整合优势,实现协同功效。

利益相关者能力视角下贵州中小企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研究

企业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方协同、共建共治。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能力视角,分析了员工能力、股东能力、消费者能力、供应商能力、非政府组织能力对贵州中小企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通过使用SPSS、AMOS软件对40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员工能力、股东能力、消费者能力、供应商能力、非政府组织能力均对企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有正向的影响;内部利益相关者能力在企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力;而作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供应商,其能力大小在企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研究结论不仅为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能力视角的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也为企业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以及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提供经验借鉴。

以法治“红线”守护生态文明“绿线”——湖州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发源地和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湖州市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全方位全过程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形成了“全国首创、行业率先”的特色经验和工作品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创新,加大长三角生态协同治理力度,构建长三角跨区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完善跨职能部门协同机制,加大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力度。

“共同决定+条例”:跨省际河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范式研究

赤水河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典型的跨省际河流,它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三省虽多次提起生态治理合作,但源于赤水河流域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致使合作难以开展。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推动下,云贵川三省以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方式构建了协同治理的合作基底。通过地方权力的主动行动搭建了“共同决定+条例”的法律框架。这不但成为全国首次的省际跨流域立法协同,还实现了流域治理的准区域法治、制度法定和流域管理体制强化。顶层制度的完善推动流域内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协商沟通机制,形成“协商+科层”的事项处理体系。新生的制度需要持续性地优化,其中协商机制的权威性建设不足、企业主体生态参与方式的欠缺需要通过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优化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