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时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救赎

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在一种二元论的等级制度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被视为自然的主宰,自然则被视为无能动性的僵死客体,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存关系,造成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身体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和人与自然二分状态的关键,物质性身体关联着人与环境,身体状况与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环境作为能动者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状态。在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生态危机时代,人们已经不能通过艺术文本静观生态危机,而是被卷入其中,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验到生态变化。人们需要审美介入,关注日常生活体验中的生态要素,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建构人与环境的生态审美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越初探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展开,逐渐对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与超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从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治理策略及生态治理目标体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而且为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格伦德曼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维度与生态意蕴

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内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格伦德曼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阐发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指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双和解的人类中心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从思想史视角来看,格伦德曼开创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赋予“支配自然”积极的意义,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诘难,凸显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当前“人类世”背景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中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驱动力还是正当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将人类中心主义解读为立足于人类的贪欲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但是考察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可以发现,思想家们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人类的福祉,而非人类的贪欲。在生态危机的产生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作为内在的驱动力,而是作为现代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利用自然的正当性证明来发挥作用的。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形成生态危机的驱动力,遮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作用。将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为生态人文主义,有利于避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欲望式理解和反生态式运用。

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机制的构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到“道家生态伦理思想”

当今世界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话语几乎都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分析框架中展开。通过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进行剖析,并对“内在价值”概念进行分析,比较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并分析两者的局限性,指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对前两者的超越及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提出应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两山论”及其实践相结合以形成转型性话语,并据此提出了一种“红绿交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机制。最后探讨了挖掘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路径,指出只有将其融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体系内,才能激发前者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潜力与活力。

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方法论的超越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希望通过以人“不在场”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其哲学方法论上体现为“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确立的初衷是为了把人从恶化的生态环境中拯救出来,最终却陷入为了拯救人而又消灭人的逻辑悖论。然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化自然”的必要性,又确立“自然人化”的实践性,为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敬畏生命”的困境提供了科学指导。

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的天性

L·怀特在他的著名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断言我们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源于世界上已知的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怀特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采取一种谦逊的、而非异端的人与自然友好的宗教观,以取代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信仰。然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它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仅仅是表面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自然以及与它的关系上所形成的态度,本质上是与我们的天性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生态危机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教义有一个共同的生物学上的根源,即人类天生渴望占有他们想要占有的一切东西,而基督教的教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对人的这种不愿受到任何限制的天性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观念化。

生存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危机——兼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并不能简单归于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信念,而主要是近代以来形成、发展并扩张开来的以非伦理的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人类非伦理的生存方式导致的。所以,人类如欲走出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从而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就必须克服自己非伦理的生存方式即"异化"状态,恢复"伦理的生存方式"。

深生态学与人类中心主义:论《洪水之年》中的生态观

《洪水之年》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疯癫亚当”系列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描绘了“无水的洪水”肆虐后的末日景象,从一个虚构的激进环保组织——上帝园丁的视角,反思了消费主义泛滥和科学技术不受控制的肆意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阿特伍德介入当下环保主义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借园丁之口批判了主流环保主义中以人类利益为衡量一切准绳的人类中心主义,也通过园丁的环保实践揭示出深生态学对末世、荒野等隐喻的使用和对未来的想象中走向厌恶人类之极端的风险。本文认为,阿特伍德在《洪水之年》中试图为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辩提供另一种思考维度,即一条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小说中园丁的生态实践启示我们:在承认动物和自然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的同时,也应当肯定人是一切环保行动的核心参与者,倡导个体以尊重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生存权利为前提,做出恰当的政治和伦理选择。这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既反对将非人类世界仅仅视为实现人类目的之手段的工具主义思维,也重申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在环保实践中的核心地位。

生态危机治理的理念与行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不同的价值预设、分析层次和视角形成了不同的生态观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思路。在当前治理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在对三者进行借鉴反思并对人与自然关系不断重构基础上,塑造新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危机治理理念,在实践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培育生态道德意识,增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危机治理的制度供给,发展并合理使用科学技术,构建生态危机的全球协作治理体系。

生态危机中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构建

思维方式导致环境危机。古代的客体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化的自然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完全失落了人,没有产生环境危机;近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认识论化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即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过于强调人而忽视自然,导致环境危机;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又进一步加剧环境危机。只有从个体本位转变为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才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唯一路径选择。

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兼谈对当前生态危机的看法

本文通过考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详细分析三种历史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及其各自与当前生态危机的不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必须“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浅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为视角

当今生态哲学视域里的两大重要范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今天,争论得越发激烈。"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现代环境哲学无法逃避的重要议题,研究清楚这两个主义,并且认识其争论的本质对于探究当今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舍弃其一还是有保留的扬弃,是值得当今生态哲学深思的。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浅谈何君华动物小说集《最后的鱼王》中的价值标准的更迭

《最后的鱼王》是何君华的中短篇作品集,其五个篇章多以写实型动物叙事为主,在强调动物特有的物种本性的同时,加以移情、拟人化甚至是类人化的艺术加工,因地制宜,塑造出极具个性和本土特色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深入人心,带着各自的情感密码,读者在解密和破译的过程中,如灵魂附体般迷失了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是故事中的某个形象,随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从而产生合二为一的身份认同感。作者把“我”个人长成的历程,甚至是更为博大的家国情怀放到人和动物及生态关系体系中进行观照,人和动物互为镜像,美丑善恶不辨自清,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作者一步步揭示了人与动物相处的真谛。

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兼谈对当前生态危机的看法

通过考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三种历史形志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及其各自与当前生态危机的不同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必须“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生态环境危机面前人类的两难选择

在科学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２０世纪，生态环境危机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与此相应，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学两派观点的对峙。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是因为个人主义、群体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泛滥，恰恰背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科学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反过来生态环境危机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治理。而生态伦理学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会打破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导致环境恶化，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学的观点都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源。人是自然又不仅仅是自然，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而生态伦理学则过于注重人与自然同一的一面。二者的尖锐对立表明，在当今生态环境危机面前。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论争与评析——从生态危机谈起

生态危机的出现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具体方式的产物。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然对于人的本源性和根源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凸现了自然对人的本源性和根源性,遮蔽了人对自然的超越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突出了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的本源性和根源性。

从生态中心主义回归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环境伦理观基础

人们总是把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生态危机根源于一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重任只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完成。建立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生态补偿的关键是引入社区参与机制,真正从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