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与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视角,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进一步讨论技术波动性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契约约束力和关系治理均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契约包容性对生态参与者产生负面影响;关系治理强化了契约约束力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能改变契约包容性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影响;技术波动性能够强化契约治理对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作用效果,但未能显著影响关系治理和生态参与者合作行为的作用效果。

超越技术:以生态参与推动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源自技术的滥觞吗?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能否仰赖技术?在技术与生态危机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虽然各执一端,但它们都忽视了技术的工具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制度分殊是决定性因素,但固有的制度偏见,使其未能进一步认识到制度背后的意识差别才是生态观的决定性因素。破解生态危机,前提是超越技术之争,通过生态参与培育生态意识,在二者的互动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欠发达地区妇女生态参与研究

妇女担负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决定了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当前部分欠发达地区生态恶化与生存的现实困境之间存在严重的恶性循环,充分挖掘妇女生态参与价值,有助于缓解或解决该地区生态危机问题。

从“无名小卒”到“崭露头角”:数字化背景下生态参与者的制度拼凑策略与合法性获取研究

数字技术为生态参与者突破被动地位、实现身份跨越提供了可能性。对参与者而言,其身份跨越不仅仅要应对资源约束,更要应对企业身份变化之后的制度压力。本研究尝试从制度拼凑策略出发,以西湖茶业领域的生态参与者竺顶茶业为案例研究对象,剖析生态参与者如何通过探索型和利用型制度拼凑策略成长为生态主,并获取合法性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1)生态参与者在搭建数字平台和构建生态系统两阶段分别采用探索型和利用型制度拼凑策略。(2)探索型制度拼凑通过“聚合制度元素”“重构制度资源”“跨生态即兴创造”帮助企业获得企业层面合法性。利用型制度拼凑通过“聚焦制度体系”“重组制度元素”“本生态即兴发挥”帮助企业获得生态系统层面合法性。(3)企业要根据情境选取两种制度拼凑策略,探索型制度拼凑更适合于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强、能力较弱的情境,利用型制度拼凑更适合于企业有一定的资源基础、能力的情境。(4)市场响应机制和平台治理机制是触发企业选取制度拼凑策略的两种主要机制。本研究贡献于生态参与者、制度理论和制度拼凑领域的研究,为中小企业如何参与产业数字化变革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实践参考。

农村生态保护中农民生态参与的困境、成因与对策

当前农民生态参与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存在着生态参与滞后、流于形式、无序化、缺乏积极性等问题。农民生态参与的困境主要源于知情权缺乏保障、生态参与程序规则缺位、农村非政府环保组织欠缺立法定位、生态公益诉讼渠道不通畅等制度性因素。为改善农村生态保护中农民生态参与的状况,需要健全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专门立法建立生态参与的程序保障,赋予非政府环保组织法律地位,规定农民提起生态公益诉讼的资格和激励措施。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约283户藏族牧民通过翻译进行结构式访谈,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主体角度探讨了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域约87%的牧户认为生态保护对牧户有好处,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近70%的牧户是在政府主导下基于有限理性而被动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2)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意愿主要受当地政府的保护力度及牧户对生态保护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生计水平、外界接触程度、工作机会的正影响,并受牧户的年龄、离中心城镇的距离和区域气候恶劣情况等因素的负影响,系数依次为:2.22、3.98、1.93、2.26、1.48、-1.63、-2.43、-0.92。(3)牧户的生计水平、退化感知和外部性认知是影响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牧户出于自身利益和未知风险考虑下被动的响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环境知识宣传和保护投入影响下个体的抉择结果。(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解决牧户的单一化生计问题,构建完善地生态补偿机制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并激励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生态保护、牧户幸福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农户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农户的个人特征中,"户主是否村干部"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在农户的家庭特征中,"居住地到旅游公路的步行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是否有土地被国家公园占用"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农户的行为态度中,"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本地居民收入"等3个因素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农户的主观规范中,"设立后能否获得资金支持""设立后能否获得人力支持"等2个因素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农户的行为控制认知中,"家里人都愿意参与旅游""政府是否提供过培训机会""设立后有亲朋在政府任职"等3个因素均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度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参与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本文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环境公众参与度进行了思考,提出提高生态环境公众参与度,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把握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实践中从法律法规、制度保证、理念培育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发展参与性生态旅游是深度解读草原文化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生态游和体验游受到游人的热捧,呼伦贝尔草原也由于优良的生态环境而受到游人们的喜欢,尤其草原民族风情历来为黄河长江流域的人们所称奇惊艳,更毋庸置言的是跨文化带来的长期隔阂与震惊。本文旨在提出:只有通过参与性生态旅游才能真正理解游牧与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度了解环境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内涵,只有发展参与性的生态旅游才是是深度解读草原文化的重要途径。

水库景观资源的保护式利用与生态式参与 ——以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咀公园为例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在当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了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确保各个地区的水库景观建设效果,做到水库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水库的长久发展而言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想要保证水库景观的保护效果,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该地区的资源进行保护,还需要保证水库景观资源能做到生态式参与,促使水库景观资源能为水库整体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在分析水库景观资源的保护式利用与生态式参与时,主要以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咀公园为例。

美国生态教育考察及其在我国农村生态教育中的借鉴

发源于美国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教育指的是启发个体以相互联系的视角去理解人和环境的关系,旨在引导个体在生态保护中采取正确行动的活动过程。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农民生态参与不足有很大关系。在我国农民群体中开展生态教育,可以帮助农民确立生态价值观,提升生态参与的积极性和技能,最终促进生态保护运动自下而上开展,解决农民生态参与不及时、生态参与无序等问题。农民生态教育的实施,则要借鉴美国经验,根据生态思想道德培养规律、生态参与目的、农村开展生态教育的基础条件来进行。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NGO发展的互动分析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NGO发展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新颖问题。生态型政府构建对生态NGO发展的促动主要是通过生态优先的根本价值观确立,建立支持生态NGO发展的观念基础;通过生态管理职能的合理定位,开拓生态NGO发展的应有空间;通过生态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提供生态NGO发展的制度保障。而生态NGO发展对生态型政府构建的促动主要通过明确适当的生态责任,呼应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改革要求;通过开展良性的生态合作,推动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发展进程;通过强化高效的生态政治参与,确保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健康发展。

系统动力学的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

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研究是实现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从系统论角度,提出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由生态旅游资源承载力子系统、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生态旅游参与者承载力子系统以及生态旅游业承载力子系统四部分组成;给出各承载力子系统的构成要素;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对各子系统承载力和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实例的因果关系图说明了相关因素变化对各子系统承载力的影响,为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研究提供了参考。

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下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途径

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是实现我国新时期生态与环境建设目标的基础与前提之一。本研究以西藏纳木错流域为案例区,综合考虑纳木错景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背景,基于354个牧户调研数据,在构建ⅣProbit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牧户草地生态治理行为特征及选择因素。研究发现:1)牧户旅游业参与度影响其草地生态治理意愿和行为,参与旅游产业的牧户具有更高的退化草地生态治理意愿;2)纳木错流域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水平,是高寒牧区退化草地生态治理的主要驱动力之一;3)从农户微观角度和微观行为出发、自下而上的乡村治理路径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与前提。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欠发达地区以提高农户参与率为前提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是有效提升乡村退化环境生态治理成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路径。

公民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透视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出公民的无序政治参与,直接后果是导致参与的失当和社会的混乱。现行的政治参与体制难以满足公民高涨的政治参与需求,公民意识的不成熟促使人们借助"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种无序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构建良好的公民政治参与生态环境,培育公民的理性精神是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课程共创实践——卓越教师与一流课程共生涌现的生态过程

为适应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迭代式创新范式转型,我们提出“课程共创”理念并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实践,应用怀特赫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和教育生态学理论对实践进行了总结。研究认为,过程哲学和教育生态学不仅为把课程共创视为一个“课程化”的参与者生态化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为一流课程与卓越教师在课程共创中共生涌现提供理论解释。课程共创不再把课程视为事先确定的体系化知识和技术,而是借助参与者生态系统自然涌现及偶然合成的过程。成功的课程共创必须谋划好三个关键过程:通过环境沉浸重塑主体性的过程,通过建立关注促进参与者良好互动的过程,通过尊重差异促进参与者和谐合作的过程。

依附式升级: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传统企业借助数字平台的赋能可以缓解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技术能力和资源不足的约束,但是其作为生态参与者又面临"如何依附平台趁势升级、却又不丧失自主性"的两难困境。本文通过对设计企业洛可可集团和钉钉平台协同升级的案例研究,构建生态参与者借助平台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依附式升级"模型。研究发现,生态参与者采用"依附式升级"战略包括互融、共生、自主3个阶段;参与者通过与平台企业可视化、可重组的数字化行为,逐步实现效率提升、业务增长和生态构建;参与者与平台企业间的互补和依赖关系的平衡与演化是推动数字化进程的内生动力。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洞见包括:一是传统企业可以加入平台生态系统,采用"依附式升级"新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二是平台与参与者相嵌升维,未来产业结构将朝向"多维平台嵌套"的新组织形态演进;三是生态参与者与平台企业需处理好"互补和依赖"的新二元动态关系。

从自发到自觉: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嬗变的思考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不断觉醒和成长,但由于参与主体尚未成熟、参与深度不足、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当前公民生态消费参与存在一些问题。如何使公民的生态消费参与从自发走向自觉,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构建生态消费价值观,提高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完善生态消费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增强公民生态消费参与的实效性;健全生态消费参与的法律保障体系,强化公民生态消费参与的观念和行为。

生态系统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演变——基于小米生态链的纵向案例研究

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稳定表象的背后蕴涵着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持续张力。生态主导者和参与者之间的互补性是价值共创的基础,也是系统向心力的主要来源。但生态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同声同气,可能随着双方资源基础、战略和身份诉求的变化而经历摩擦和震荡,由此带来离心力。生态主导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动态互动如何引致系统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演变,对这一过程性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洞悉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稳定性背后的规律。本文以小米生态链作为纵向案例开展过程研究,借助因果反馈环刻画生态系统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演变规律。研究显示,小米生态链经历向心力培育、离心力滋生、逆转离心力为向心力三个阶段,生态各方在张力的演变中实现和谐共生。本文借鉴生态系统互补性和组织身份等相关研究,在跨层分析中构建生态系统稳定性演变的过程模型,揭示向心力培育和增强机制、离心力滋生和应对机制,阐明这两种力量彼此蕴含、相互转化的辩证性。本文丰富了关于生态系统向心力与离心力、价值共创稳定性、组织身份等理论研究,为主导者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参与者发展自主品牌以及强化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提供了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