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生态影响评价方法及应用

建立一套系统的区域生态影响评价方法,对于区域环评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济南舜湖社区区域开发为例,建立和应用由生态指标法、图形叠图法、景观生态学方法构成的方法体系,对舜湖社区区域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具体措施。结果表明,3者构成的方法体系,能较全面的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现状,预测生态环境影响,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基于涡度协方差法和生理生态法对落叶松林CO_2通量的初步研究

摘要该文利用涡度协方差法和生理生态学方法（不同分量的累积和）获得的通量观测数据，对老山落叶松（／．ar．执矿渤戚）林（45＂20’N，127。34’E）的碳收支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每0．5h所测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能量平衡达到75％，说明涡度协方差法适应于本站的研究。较阴天气情况下，林分光照利用效率显著高于晴朗天气，可能归因于阴天较多的散射光。以单位土地面积计算发现，通过涡度协方差法计算的落叶松林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在20一50tmaol·m12·s11之间，远高于冠层叶片的总光合速率9．8—23．4pmol·m12·s11（平均值16．2tmaol·m12·s11），而当综合考虑冠层光合和林下植物光合作用时，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吻合性较好，说明林下植物对落叶松林碳平衡有重要影响。在估计森林生态系统呼吸方面，以有风夜晚净生态系统交换量（Ⅳj晒）来代表生态系统呼吸总量（3．9tmaol·m｜2·s。）低估了生态系统呼吸总量，粗略估计较生理生态学方法（不同呼吸分量的累积和）低估了50％左右（14．2tmaol·m12·s11）。结果发现两种方法在估计森林碳平衡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呼吸量的估计差异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边坡生态工程效果评价方法探究

基于目前边坡生态工程效果评价存在的问题,以边坡生态工程效果评价系统及评价方法为研究重点,建立边坡生态恢复效果评价系统构架,介绍了定性评价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评价法和数量生态学评价法等三类边坡生态恢复效果评价方法的原理,为科学合理高效精准地评价边坡生态工程效果提供了科学支撑,对后续相关工程的开展起指导性作用。

生态学灭鼠法对巩固大型宾馆鼠密度作用研究

目的观察生态学灭鼠法对巩固大型宾馆鼠密度的作用,为今后灭鼠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择环境条件基本一致而鼠害较重的大型宾馆4个,先用0.005%溴敌隆玉米毒饵连投6 d统一灭鼠,然后再将4个宾馆随机分成2组,一组为追加生态学灭鼠法,另一组不追加任何灭鼠措施,观察6个月内2组鼠密度的差别,用100格粉板法测定鼠密度,计算灭鼠率。结果4个宾馆采用0.005%溴敌隆玉米毒饵后灭鼠效果分别为96.92%、97.06%、96.82%和97.53%,总灭鼠率为97.12%;在6个月的观察期内,追加生态学灭鼠法的2个宾馆鼠密度回升很慢,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到6个月时鼠密度比毒饵灭鼠后仅增加了2.97倍。不追加任何灭鼠措施的2个宾馆鼠密度回升很快,毒饵灭鼠后至6个月时鼠密度增加了34.34倍,2组鼠密度相差31.37倍(u=22.24,P<0.01)。结论毒饵灭鼠后追加生态学灭鼠法是一种既安全高效又长期有效巩固灭鼠成果的手段。

海洋污染犯罪行为的教义学展开--兼论污染环境罪的激活

我国司法实践对污染环境罪的适用不够灵活,有必要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相较于立法论,解释论是更合适的路径选择。对污染海洋行为进行教义学分析有利于激活污染环境罪,应当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来界定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以污染海洋行为为例,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三步走”将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海洋”的范围限定为,污染后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的海域。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污染海洋的行为可以分为故意处置型、操作违规型和意外事故型3类,每个类型的犯罪行为适用不同的处理模式。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及其对应的过失犯罪,非法制造、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以及重大责任事故罪,存在交叉和竞合的关系,应当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在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的情况下,充分评价。在船舶碰撞导致的污染海洋案件中,应当区分碰撞事故的责任和污染事故的责任,全面评价各主体的刑事责任。

不同营养盐水平对威氏海链藻生长特性的影响

以生物量、吸光度(D680 nm)和叶绿素含量为观察指标,利用试验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氮磷比、钾钠比、硅浓度、铁浓度对威氏海链藻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氮磷比为16∶1时,威氏海链藻为指数增长,其他试验组藻生长曲线波动性较大;钾钠比为1∶3时生长情况均明显好于1∶1、3∶1的试验组;在硅含量为0.0、4.0 mg/L的培养液中,所测得威氏海链藻的生物量、吸光度和叶绿素含量均比0.5、1.2 mg/L时低;添加铁元素2.0 mg/L时藻的吸光度和叶绿素含量最高,没有铁的培养基中测得的威氏海链藻各生长指标均处于最低。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研究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但立法者并未对该罪的罪过形式进行明确,理论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故意说、过失说、混合说三种观点。与之相应,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罪过形式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一问题则要么避而不提,要么各持己见、歧见纷呈。经研究发现,过失说不仅不能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找到文理依据,而且也不符合风险社会中污染环境罪新型法益保护之要求,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不是也不应当是过失。相应地,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是混合罪过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无论是基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条文,还是从污染环境罪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所承载的法益保护需求来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都应当确定为故意。

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修改,该罪保护法益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理论界对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争论从未停歇,主要围绕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生态学中心主义法益论和生态学人类中心法益论三种学说而展开。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和生态学中心主义法益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中国目前生态环境发展状况不相符合。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但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存在内容模糊的问题。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双重法益:一方面,生态环境安全是本罪主要法益;另一方面,人类法益是本罪的次要法益。

论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之渐变与脱离趋势

环境刑法是否具有行政从属性这一争议,关乎环境刑法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实现,解决此争议是环境刑法理论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实然层面来看,环境犯罪被认为是法定犯。但即使是法定犯,行政从属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各部门法的违法性是相对的,环境刑法并非绝对从属于环境行政法。概观环境刑法法益观的发展轨迹,生态法益具有重要价值,环境刑法的绝对行政从属性不符合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环境行政干预与环境刑事干预具有本质区别。从应然层面来看,自然犯和法定犯的界限会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变化。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环境犯罪呈现向自然犯向度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不断弱化,甚至完全脱离。保持环境刑法的独立性,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保护整体生态环境法益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