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源地-阻力-廊道”的三江源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三江源区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筑牢三江源区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耦合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景观连通性等方法识别不同等级生态源地,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并综合生态敏感性与地形位指数构建生态阻力面,基于Linkage Mapper工具识别不同类别生态廊道,构建三江源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生态源地约52371.30km2,占研究区总面积13.70%,多为大尺度不规则斑块,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一级生态源地面积约为48290.06km2,占生态源地总面积的92.21%,集中分布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较高的中部与东南部地区。(2)识别生态廊道共328条,廊道分布呈现中东部密集,西部稀疏的蜘蛛网状空间格局,整体呈东西向波状延伸态势。(3)识别生态夹点1796km2、生态障碍点2490km2,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南部的杂多县;提取生态断裂点61处,集中分布于治多县东南部。(4)构建“三区三带多点”生态安全格局,以生态维育发展区、中部修复关键区、西部生态保护区为“三区”,以绿水青山维护带、生物保护关键带、河源安全建设带为“三带”,识别核心修复点为“多点”,考虑不同小区域内的生态状况,因地制宜进行生态建设。研究结果可以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地优化提供科学建议。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韧性评价研究

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是基于传统生态智慧世代延续,以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嵌套为特点的自然–文化遗产,而现代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世居民族所在地不断被蚕食和消解.研究基于韧性理念,利用多源数据,从稳定性、适宜性、冗余度、多样性4个层面构建云南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韧性耦合框架,对藏、彝、傣族所在地2000—2020年生态韧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20 a来,世居民族所在地总体生态韧性水平为中等,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高水平韧性区多分布于林地,存在连续但细碎化的分布特征.低水平生态韧性多分布于道路缓冲区2 km以内,路网的社会扰动内涵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态韧性强度.20 a来平均生态韧性指数傣族所在地(0.6420)>彝族所在地(0.5602)>藏族所在地(0.5344).影响各世居民族所在地生态韧性的原因存在差异,地质灾害防护格局和水生环境安全格局是影响生态韧性的主要因素.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识别: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科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是系统推进生态修复目标,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和生态安全的基本保障与重要途径。本文以东部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徐州市贾汪区为例,通过定量评估土壤保持、碳存储、生境质量、产水量和固碳释氧五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分析了绿色转型中的贾汪区生态修复治理成效。在此基础上,基于热点分析、最小累计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等方法,识别了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夹点”、障碍区等生态安全格局要素,分析了2000—2020年生态安全格局及其动态变化,并识别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贾汪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呈增加趋势,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生态源地斑块数量逐渐减少但总面积持续增加,廊道分布由“西多东少”转变为“较为均衡”的格局。②确定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包括重要生态源地10处,重要生态廊道39处,障碍修复关键区5.53 km^(2),廊道保护关键区1.70 km^(2),多位于主城区西南部和潘安湖南部生态流动强度高且廊道狭窄处,应加强重点修复和保护。③根据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覆被类型,建议重要生态源地树立红线观念、加强生态用地和非生态用地有效连接、拓宽生态廊道范围、增加廊道沿线植被恢复等保护修复策略。研究结果可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修复规划确定优先修复事项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的松花江流域吉林段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为准确识别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和生态廊道,进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持区域可持续发展.以松花江流域吉林段为研究区,基于生态源地-阻力面-生态网络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通过InVEST模型评价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合自然保护地斑块识别生态源地;选取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度等数据作为阻力因子,采用熵值法构建综合阻力面;利用linkage mapper工具基于电路理论识别并判定生态廊道、生态节点,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①识别生态源地37块,总面积36212.89 km^(2),呈现东南部集中、中西部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②生态廊道45条,总长度3291.89 km,主要分布在植被覆盖相对较好的地区;③生态节点24个,集中分布在盐碱地、低覆盖度草地等地类.

基于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湘江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目的]进行湘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为该地区的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方法]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以及景观格局三个层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湘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对湘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基于评价结果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结合InVEST模型、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与景观连通性分析识别生态源地,采用电路理论识别生态廊道、生态夹点及障碍点区域,构建湘江流域生态安全格局。[结果](1)人类社会对湘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影响最大。高景观生态风险在城市群及各地级市形成多个高值中心向外延伸,低景观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以及南部林地。(2)共提取出32个生态源地,面积20415.89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22%。识别出生态廊道64条,总长度共1888.25 km,确定筛选出50处生态夹点和41处生态障碍点,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0.8%和0.6%。(3)划分出生态保护区、生态改善区、生态修复区、生态关键区,并制定不同的生态保护与优化措施。[结论]合理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湘江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分析,对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关键节点部分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和方针进行生态修复与保护维护生态安全。

国土空间背景下的朝阳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可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全域生态问题分析和解决对策,弥补现有国土空间生态规划的不足。以朝阳市为例,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基于景观联通性理论、最小累计阻力模型及电路理论等相关理论模型提取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生态廊道和生态夹点,构建了朝阳市“一轴两带、东西两屏、五心多点”总体生态安全格局。通过对朝阳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思想,突出了不同生态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同类城市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支撑。

基于CiteSpace的生态安全格局发展演变热点研究

文章以CNKI数据库及WOS中SSCI数据库的2515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对其发展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始于1998年,一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经历了低增长发展、波动型发展、高增长发展、平缓型发展四个阶段;研究热点由早期生态安全转为生态廊道、生态源地、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及电路理论方面等;未来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可以从多角度入手,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创新是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重要推进方向。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厦门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如何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大意义。以厦门市为例,基于“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基本框架构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结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识别生态源地,该方法兼顾了生态结构和功能,使得所识别的生态源地更具全面性。选取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并用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生态综合阻力面,以减少主观赋值的影响,识别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差异,使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利用重力模型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根据重力模型结果划分重要性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由14个生态源地、21条生态廊道、15个生态节点及若干个踏脚石所组成。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以林地和草地为主,面积合计为558.64 km^(2)。生态廊道长约159.40 km,其中,关键生态廊道9条,一般生态廊道12条。生态廊道呈现出东西方向联系较为密切,南北方向联系不足的特点。根据对区域生态安全的贡献度,将生态安全格局划分为3个管控区进行分级管控。将研究结果与厦门市当前的实施计划进行对比分析,虽然结果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相对一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数据及方法不同。因此,研究认为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结合,可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苏南地区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础,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作用流动机制融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提升人类生态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提出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逻辑方法,以苏南地区为研究区构建了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社会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应以维系区域生态安全和保障区域人类生态福祉为构建目标。其中,生态安全以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风险为核心关注对象,人类生态福祉的实现依赖于人类主动获取与生态系统服务流;(2)苏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间存在错配格局,在此基础上分别识别生态源地与需求源地4247.46km^(2)、1882.16km^(2),生态廊道与供需廊道1614.02km、1915.82km,生态夹点29处、生态障碍点23处、生态供需节点20处;(3)形成“三区四带两组团”的社会-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布局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保护修复策略,推动经济-生态空间协同发展。研究可为丰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理论和方法、推动国土空间优化与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MCR模型的长白山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

生态安全格局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寒地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长白山脉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区域缺乏科学的规划发展引导。为此,以区域生态学为视角,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对吉林省长白山脉地区生态安全格局进行研究,利用MCR模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相应规划策略:1)规划编制方面,结合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从不同层面为长白山周边地区城乡建设提供发展范式;2)空间优化层面,构建“一带两轴四区多廊道”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分区规划策略和相关建议。

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分异特征及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以贵州省为例

本文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区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和产水服务进行评估,并借助均方根误差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时空分异规律,构建贝叶斯网络解析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变化的驱动因素,并设置多情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3类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了一定增长趋势,但局部地区权衡冲突明显。不同背景条件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异质性特征显著。其中,产水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间的权衡关系在不同高程上均强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产水服务的权衡关系随坡度增加而增强;岩溶峡谷、岩溶盆地上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间的冲突更明显;生态工程修复区产水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关系更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主导因素不尽相同,造林面积、实际蒸散发和降水总量分别是造成土壤保持服务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服务与产水服务、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与产水服务权衡变化的主要因素。贵州省南部的望谟县和罗甸县以及东北部的江口县和印江县面临着最大的生态风险,未来可以通过调整关键变量的关键状态来提升这类区域的生态安全水平。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韧性评估——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生态空间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评估生态韧性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模式,定量评估固碳释氧、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识别源地,结合自然和人为因素构建阻力面,使用Linkage Mapper工具基于最小成本路径理论识别生态廊道,提出了一套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过程的生态韧性评估框架,并结合Fragstats和Conefor Sensinode软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1)长株潭城市群共55块生态源地,面积为7747.75km^(2),占城市群总面积的27.58%,东部和南部源地较为集中,西部较分散,林地是生态源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态廊道共113条,廊道总长度为1458.97km,平均长度为12.91km,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和北部。(2)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构建了长株潭城市群“一心一环”生态安全格局,可有效缓解长株潭城市群中部生态用地“空心化”的格局。(3)研究区55块生态源地的韧性指数介于0.1265—0.4682之间,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113条生态廊道的韧性指数介于0.0027—0.8002之间,韧性指数较高的廊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韧性指数较低的廊道分布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西部和中部或将成为影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区域生态韧性的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

区域协同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近些年黄河治理卓有成效,但因黄河生态底子薄弱,还存在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不稳定和退化等问题。以区域协同视角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主要贡献在于融合生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集成数据为基础,从自然环境(地)、人类活动(人)和地物阻隔(人地耦合)三方面构建流域综合阻力评价体系,提出一个在黄河全流域地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新框架。具体内容包括:(1)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和景观连通性进行黄河流域生态源地识别;(2)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和地物阻隔三方面构建流域综合阻力评价体系,并对黄河流域生态安全进行分级;(3)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进行黄河流域生态廊道提取及战略点识别。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源地斑块数量为75个,面积为23.13万km^(2),占流域总面积的29.09%;流域高度安全区域面积为17.83万km^(2)、中度安全区域面积为27.83万km^(2)、较低与低安全区域面积为33.84万km^(2),占流域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2.43%、35.00%和42.57%;流域具有94条生态廊道,平均长度为37503 m,主要用地类型为草地和森林;流域生态战略点共有12个,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东部,阻力值相对较高,容易成为影响黄河流域连通性的“瓶颈”。最后探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对黄河流域整体生态保护以及现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影响,并从利用水资源评估体系优化生态源地的识别、基于电路理论结合指示性物种的迁移优化生态廊道和战略点识别,提出未来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建议,以期为构建面向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黄河流域资源时空配置,提供评价与优化的策略和方法;同时也为协同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效保证。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控制城市蔓延、实现区域生态安全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生态安全健康发展的保障和关键。现有相关研究在生态源地的识别过程中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人类活动效应的考量。因此,如何顾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和人类活动识别生态源地,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识别初始生态源地,并根据生态系统服务随土地开发程度的梯度效应进一步确定最终生态源地,而后结合生态廊道、生态战略点的识别,最终确定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程度较弱,表现为四周高供给-低需求,中部高需求-低供给的空间分布特征;(2)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具有随土地开发程度增加而呈显著下降的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突变点(阈值)。即在土地开发程度超过28.27%时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迅速下降;(3)研究区共有100块生态源地,总面积为7344.24km^(2),整体呈“东西部多-中部空”的外围环绕式分布结构;(4)研究区共有175条生态廊道,总长度为1568.48km,廊道整体呈环状分布特征;(5)研究区存在40处生态夹点和19处障碍点,这些点的分布主要受廊道的长度以及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分布的影响。上述关键生态要素共同构成了环绕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形生态屏障。

广东省东莞市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分析

构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可以约束和引导城市空间发展,实现城市发展与区域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通过遥感生态指数、最小累计阻力模型等方法,识别广东省东莞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夹点及生态障碍点等要素,提出相关优化建议。结果表明:①全市生态基底好,生态空间连片,生态廊道分布均匀且能够有效串联生态源地;②滨水空间保护提升和道路绿化建设为生态要素流动提供有效路径;③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对生态网络影响最强烈,其次是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④应将生态源地、12 m宽生态廊道和生态夹点划为生态保护重点区,将200 m宽生态廊道和生态障碍点划为生态修复重点区。本研究可为东莞市构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耦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南京市“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

[目的]阐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的耦合过程,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参考。[方法]将包含防洪、水土保持、生物保护和游憩等重要生态过程的综合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作为约束条件耦合到FLUS模型中,设置农业空间优先、工业和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和三生空间均衡发展4类情景,预测了规划目标年(2025年和2035年)不同情景下“三生”空间结构与布局状况。[结果]南京市低、中、高安全水平生态用地规模分别为1537.41,2576.85,2928.59 km^(2),占比23.34%,39.12%,44.46%;相较其他3种情景,“三生”空间均衡发展情景下,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态安全,各类空间变化趋势整体较为缓和,到2025年和2035年,生产空间基本维持现有水平,仅增加2.09,2.02 km^(2),生活空间增幅相对有限,分别为28.55,46.27 km^(2),生态空间缩减幅度有所放缓,分别为30.64,48.29 km^(2),该情景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同时,也能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结论]以“三生”空间均衡发展为目标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重要基础.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发展带生态安全格局,是统筹保护与发展、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的先决条件.本文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示范探索地−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识别生态源地,依托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潜在生态廊道,进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以及光泽县、邵武市、建阳区、武夷山市四个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面积为5262.27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6.87%;生态系统敏感性较弱,极敏感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67%,主要分布于武夷山国家公园.②将评价结果与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相结合,综合确定生态源地面积为4867.76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2.35%,主要包括武夷山国家公园、乌君山国家森林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态安全区按照高、中、低水平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7.92%、20.96%和1.12%.③通过最小阻力模型识别生态节点13个,生态廊道18条,总长度781.86 km,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核心,呈网状空间分布.④以研究区现有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提出“两核、三屏、多点、多廊”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显示,环带及周边四地区的现有生态安全格局仅依靠水系廊道,因此需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敏感性进行分级再划分生态安全格局.该研究结果可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景观类型及其生态风险评价的巢湖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建议

科学合理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维护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优化巢湖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分区,本文以该流域2010年、2016年、2022年3期景观类型遥感数据为基础,通过景观风险评价模型,研究巢湖流域近年来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并结合自然本底特征提出了巢湖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分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2年,巢湖流域低风险小流域数量在减少,较低风险小流域数量后期开始增加,中等风险小流域在增加,较高、高风险小流域数量有减少趋势。对比发现,景观生态风险在区域各主要流域内部及主要流域之间差异性较大,但同一流域变化等级未出现越级变化现象,均为相邻等级之间转化,因此,同一主要流域景观生态风险随时间变化特征差异较小。基于巢湖流域自然本底及景观风险时空变化特征,提出了“两区、三廊、四片、两带”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分区优化建议。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国土空间修复分区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针对生态服务、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功能分类施策,具有提高生境质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该研究以福建省三明市为研究区,采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法全域识别生态源地,构建生态源地扩展阻力评价体系,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判别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提取生态断裂点,从而构建三明市生态安全格局。根据生态安全等级划分和“三生空间”范围界定,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针对性生态修复和保护建议。研究结果:1)三明市生态源地共有34处,面积2185.44 km^(2),约占三明市国土面积9.5%,围绕中部盆地分布于周边丘陵山地,北部为密集区。2)判别重要生态廊道和一般生态廊道分别为12和70条,提取重要生态节点和一般生态节点分别为30和47个,提取生态断裂点66个。三明市生态安全格局完整,生态安全水平总体较高,但南部地区廊道稀疏却断裂点密集,网络连通性较低。3)划分生态安全等级、叠加“三生空间”范围,将三明市划分成核心重点区(16.13%)、监测预警区(25.04%)、缓冲过渡区(35.53%)、保育防护区(23.30%)四大类12类生态修复小区。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修复分区提出生态防护建议,以期达到南方丘陵地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风险评价的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以神木市为例

生态安全格局是我国划定生态用地,完善和落实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等区域调控政策的有效工具,可通过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引导限制无序的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实现国土、区域和城市等各尺度上的生态安全永久性保护。神木市煤炭资源开发产生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虽然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不错成效,但是由于能源转型压力和对生态修复的认知不足,依然存在关键生态源地忽视、煤矿塌陷影响认识不足等问题,亟需对神木市生态修复策略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优化。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风险评价-修复分区-管理策略优化”的基本研究框架,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与电路理论方法结合,构建神木市具备最优生态廊道宽度的生态安全格局,并与矿区塌陷、山体滑坡、水体污染、地表破坏和土地荒漠化生态风险评价进行叠加,采用冲突分析方法确定关键生态要素的冲突类型与等级,识别出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研究结果表明:神木市生态安全格局共计识别出生态源地37个,斑块面积达到1139.2km^(2);生态廊道70条,总长度达380.0km,最优廊道宽度设定累积阻力阈值为80000;生态夹点大于1km^(2)的有28个,总面积达到140.4km^(2)。综合生态风险冲突评价结果:店塔镇、西沙街道、锦界镇和孙家岔镇处于较高级冲突以上,是神木市受采矿活动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基于生态要素分布与生态风险评价等级,综合确定了神木市矿山修复区、荒漠化防治区、综合服务区和水土保持区四大生态修复分区。本研究改进了传统生态修复分区划定模式,探索集“摸清生态基底-识别修复空间-优化保护对策”于一体的县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将研究落实到具体的乡镇级行政区,使理论研究能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县域生态修复与管理。同时,可为黄河中游地区同类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生态修复策略实施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