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生态宜居宜业城市的内涵、评价及实践——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产物,我国“十四五”规划也充分强调了未来持续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生态宜居宜业城市在基本内涵、评价体系及实践路径等关键领域展开文献梳理和回顾,有效归纳生态宜居宜业城市的深刻内涵与特征,明确近年来学界关于生态宜居宜业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选择和评价技术运用,归纳生态宜居宜业城市建设的实践模式和对策建议,最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合评述,并对未来关于生态宜居宜业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发展趋势等进行展望。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

文章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收敛性,运用组合赋权的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进行测度,构建协同测度模型计算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并运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存在南北不平衡现象;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虽缓慢上升,但大部分城市相对较弱;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趋势和绝对β收敛趋势,依照这一态势,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可能会逐步趋于同一发展水平上。

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以深圳市为例

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全国各地区正在积极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对地区的人才队伍和人才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人才结构面临着结构层次偏低、性别比例失衡、区域聚集化显著、产业配置不合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家和各地区有效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人才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逻辑推演出政商关系亲清化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理,即以法治支持、简政放权、企业党建、反腐倡廉等常见手段构建的亲清政商关系,有利于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创新生态、文化生态四个维度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城市,提供贯穿人才“引、育、留、用”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城市的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然后以深圳市为典型案例,分析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助力地区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成功经验和具体举措,同时指出工作中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之处。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后果以及地区人才结构优化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能够为国家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攫取发展新动能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