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重点任务及实践路径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在“双碳”目标下对乡村生态振兴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双碳”目标与乡村生态振兴结合有更强的理论支撑;总体思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重点应该在“双碳”目标下推进乡村生态系统修复保护、生产生活绿色化转型以及对所带来的污染进行治理,并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该进一步整合目标,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动员各方力量形成协作体系,借助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研发为乡村生态振兴各项重点任务提供支撑,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并有助于实践开展。

乡村生态振兴长效机制调查

设定了政府推动力、管理持续力、平台支撑力、生态自觉力、监督保障力5个方面指标,采用统计数据与现场调查相结合方式,开展河南省乡村生态振兴长效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生态振兴长效机制的重要因素,乡村生态振兴长效机制不受地理区位影响,但存在明显的县域差异;政府对生态振兴投入较大关注,建立了生态振兴的基层执行机构,而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自觉力有较大提升空间;乡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基本健全,而生活污水处理体系是突出短板。对此,提出乡村生态振兴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

平原农区生态振兴的实践探索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乡村生态振兴,而且深刻影响美丽中国建设全局。平原农区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生态振兴机制问题尤其需要得到关注。面对平原农区生态振兴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科学物质变换所必需的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组织生产生活,振兴生态。基于豫东睢县对生产生活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实践探索,在优化平原农区生态振兴路径策略上,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规划,发挥村集体的组织管理职能,发挥乡镇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发挥县级政府的统筹布局职能。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展开

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构成一个显性议题。《宪法》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环境国家目标任务对司法权履行乡村环境治理职责提供了规范依据。中国党政体制形塑之下的环境司法具有特殊回应机能,在实现环境正义的同时能够产生治理叠加效应。体制变革之后的国家检察机关能够有效承接立法权、有机整合行政权和有序对接审判权,在制约行政权方面凸显出不同于法院审判权的特殊意涵,实现了“行政主治”与“司法督促”的良性互动。检察机关通过发挥政府履职的承接者和监督者、条块联动协调者、多元参与组织者、治理机制稳定器等功能,消解政府主导乡村环境治理机制的牴牾、缺位、僵化,赋予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新的内涵。同时,环境司法服务乡村生态振兴也存在着过度扩张、忽略过程监督、政治俘获和过度竞赛等风险,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农村环境问题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调整

基于乡村生态环境问题特征、乡村这一特定“场域”特点及其承载的特殊公共利益诉求,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目标是一个历时性调整过程,其目标诉求不断发生变化,整体上是从生存性治理目标到发展性治理目标的转向。以此为基础,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具体地说,在治理主体上从分散主体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治理方向上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产业发展上从污染到绿色生态产业、治理方式上从污染治理为主到侧重生态环境修复以及治理效能上从物性到注重个性化和精神性调整。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探究

课题调研情况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相辅相成,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法治保障。河南作为我国的中部大省,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河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一方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河南农村地区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和资源枯竭压力。因此,基于河南乡村生态振兴建设,探索乡村生态振兴下的法治保障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户数字素养能否助力乡村生态振兴?——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验证

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数字素养关系到乡村生态振兴目标能否实现。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及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及宏观乡村生态振兴相关数据,采用基准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及异质性分析等方法探究农户数字素养对乡村生态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乡村生态振兴,其促进效应为0.0156,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户数字素养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从而助力乡村生态振兴。(3)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户数字素养可以显著提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乡村生态振兴水平,影响系数分别为0.0140、0.0013,对西部地区促进效应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可知,乡村生态振兴水平越低,农户数字素养对其作用越大,在0.10、0.25、0.80分位点上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085、0.1778、0.1281。此外,森林覆盖率越高,农户数字素养对乡村生态振兴影响作用越大,高、低森林覆盖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44、0.0030。文章从微观角度出发,探究农户数字素养和乡村生态振兴的关系;将宏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及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农户数字素养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相关研究理论。文章提出注重农民数字素养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提高森林覆盖率等政策启示,以强化农户数字素养对乡村生态振兴的积极作用。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赋能生态振兴的实证研究

生态振兴旨在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自然与人类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2007-2022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能否以及如何赋能生态振兴,结果显示:(1)绿色金融发展会对生态振兴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具有区域异质性;(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发展赋能生态振兴中具有中介效应;(3)能源结构转型会推动生态振兴发展,绿色金融与其结合后,会对生态振兴产生更强劲的推动力。能源结构转型程度会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的推动力越强。基于此提出,政府应该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生态振兴;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更大限度地发挥能源结构转型与绿色金融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而推动生态振兴水平的整体提高等政策建议。

韧性视角下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支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韧性理念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融合,意味着以韧性视角对乡村的生态系统平衡和绿色发展方式等进行重塑和完善。从推进韧性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复原力、打造乡村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等方面分析了韧性理念推动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意蕴,通过深入分析得出设施韧性支撑能力不足、功能韧性响应能力欠缺、制度韧性保障能力薄弱等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升级、坚持乡村发展绿色化、完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相关对策,进一步探索优化路径,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结构逻辑、实践模式与经验借鉴

在分析乡村生态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结构逻辑基础上,总结物质供给类、调节服务类和文化服务类等三类生态产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典型实践模式及其效益,进一步探讨三类生态产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差异化路径。结果表明:1)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蕴藏着巨大的生态福利,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可将乡村生态财富有效转化为物质财富,实现农民农村物质财富的增长。2)构建差异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是生态振兴促共富的主要手段。其中,组织嵌入可提升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品质,从而实现产品溢价;市场化手段可实现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运营机制创新可挖掘乡村文化服务生态产品内涵。据此,提出强化产业组织嵌入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开展山区碳汇交易试点实现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以及构建乡村运营机制发展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等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指引、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乡村生态治理体系尚不健全、乡村生态法治保障不够充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等。因此,需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三个方面探寻我国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第一,践行生态民生观,推进生态多元共治;第二,践行生态法治观,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第三,践行生态文明观,构建生态文化体系。

新时代皖北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不仅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起着重要支撑作用,更是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皖北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前期在人居环境、空间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成效,但受制于脆弱的自然生态和薄弱的地区经济,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现阶段在主体参与、生产方式、生态产品、生态文化、治理效能等方面遇到现实困境。为加快构建皖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从政民协同、绿色转型、产业融合、文化赋能、治理有效等维度多措并举探索皖北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和时代契机。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蕴含严密的逻辑机理,从必要性来看,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坚持科技为民、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从可能性来看,人工智能在助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生态治理水平和促进乡村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构成了人工智能“为什么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因此,力求科技创新落到实处,开创乡村生态振兴新格局,可以从推动生态产业数字化、生态治理智能化、生态文化智慧化三大方面,筑牢乡村生态振兴产业基础、完善乡村生态振兴治理机制、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文化格局,以此优化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五个振兴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过程面临生产方式转换困难、参与主体力量薄弱、相关制度支持不足等诸多方面的困境。推动乡村生态振兴,要从理念、主体、制度三个维度入手,引导乡村经济绿色化发展,明确主体定位和职责,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打牢生态基础。

新发展理念下生态环境治理助力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研究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指引,面对生态环境治理助力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需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探索治理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基于“两山”实践视角的革命老区生态振兴模式分析与发展建议

革命老区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之一。本文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视角,对革命老区生态振兴的典型模式进行梳理总结,解析“两山”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促进革命老区生态振兴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革命老区的“两山”实践模式主要包含“红色+”复合模式、生态修复模式、生态文旅模式、生态农业模式等。研究建议,为促进革命老区的生态振兴,应当加强革命老区与发达地区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等方面的对口合作,提升生态产品转化效率,强化生态保护修复,提升对“绿水青山”的反哺能力,不断完善“两山”转化体制机制,积极探索“两山银行”运行管理模式等。

乡村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基于乡村生态振兴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乡村地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场域。乡村生态振兴是推动乡村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命题和时代课题,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乡村生态振兴能够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构筑共同富裕的精神生活家园;厚植共同富裕的永续发展价值;保障共同富裕的公平生态正义。然而,当前乡村生态振兴助推乡村共同富裕仍面临生态产品价值有待实现、生态文化建设有待加强、生态主体协同参与能力有待提高等现实困境,亟须发挥“生态+产品”新价值、探索“生态+文化”新思路、激发“生态+主体”新活力,提升乡村生态福利的赋能效应,更好地把生态优势转换为富民惠民的经济优势。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三重逻辑分析

乡村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美丽农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乡村生态振兴的提出并非无的放矢,其背后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从理论逻辑分析,乡村生态振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从历史逻辑分析,其扎根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生态建设的探索实践;从价值逻辑分析,其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和世界价值。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探析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现实要求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当前,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农村绿色生产方式滞后,农村生态治理不完善、农村生态文化发展薄弱等现实困境。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机理,应从打造生态农业数字化发展格局、营造基层生态治理智能化发展空间、构建生态文化智慧化传播体系等方面优化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选择。

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乡村生态环境绿色品质化、乡村生产环境绿色低碳化、乡村生活环境绿色宜居化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考察了长江经济带2011-2021年11个省市的乡村生态振兴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特征,借助ArcGIS的自然断点法、趋势面分析、重心模型及标准差椭圆探索了其空间演化格局与演变过程。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地带间呈现上游>中游>下游,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其差距的主要原因。(2)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振兴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布局,呈现“东西方向、南北方向”两极分化现象,且发展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3)长江经济带乡村生态振兴的空间演进呈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且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逐渐趋于集聚。据此,应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全流域乡村“三生”空间生态化转型,实现乡村“三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与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