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支撑力概念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为了反映自然生态系统在维持生态平衡时对生态承载力所产生的作用效果,构建了评价自然生态系统抗扰动能力的生态支撑力概念及模型,采用基于Kendall's W检验法改进后的主成分投影法,对海南省重要生态区进行生态支撑力评价.生态支撑力所反映的生态承载力的向上支撑作用效果取决于"生境""生物群落""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这三方面,故通过表征这三方面的自然驱动力、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准则层来构建生态支撑力概念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案例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海南省重要生态区东部生态支撑力指数长期处于Ⅲ级(中等)水平以上,而西部均处于Ⅳ级(较低)水平以下,这与2020年海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差异特征相符;海南省重要生态区生态支撑力指数处于Ⅰ级(高等)水平的面积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7.15%升至2010年的30.57%,增幅达78.25%,表明生态支撑力逐渐好转,推测与海南省实施生态特区建设密切相关.研究显示,所提出的生态支撑力概念模型及应用能客观地反映该区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影响成因,将有助于海南省重要生态区的生态安全维护和管理决策的制订.

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1986—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F(x)]和社会经济[F(y)]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吉林省西部F(x)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趋势,而F(y)总体呈指数形式增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F(x)和F(y)具有明显的脆弱性;F(x)和F(y)的剪刀差α从1986年的4.93°下降到1996年的0.28°,后又上升至2004年的12.30°;1995—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由以损害F(x)促进F(y)发展的状态正逐渐向两者协调发展状态过渡,F(x)和F(y)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或濒临失调衰退类型转变为勉强或初级协调类型,但这种刚发展起来的初级协调状态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1995年后,α增长较快且协调度C波动强烈F(x)和F(y)冲突较强烈,研究区处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多发期;相比单一的协调发展模型,与剪刀差方法结合可从发展状态和演变速率2个角度来表征F(x)和F(y)的相互作用,它既能反映两者发展的均衡程度又能反映两者的冲突强度,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生态支撑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内蒙古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区域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1-2010年间区域的生态支撑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在近十年来,由于生态系统脆弱性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系统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有降低的趋势,生态支撑能力从0.37下降到0.06;而社会经济则呈现高速发展的势头,社会经济压力从2001年的0.03发展到2010年的0.7。总体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2005年达到0.618,成为系统发展的最优点,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生态环境系统较强的制约作用。

基于能值分析的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绿色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河北承德为例

用能值分析方法核算近年来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的承德绿色GDP,得出绿色GDP占传统GDP的74.29%,说明其经济活动中付出了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系列能值指标的数值,并对2004—2011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评价其可持续发展状况,测度后主要得出其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发展复合指数均有下降趋势,其生态环境负载率较大,产业科技含量较低,存在着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不利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京津冀生态支撑区作用的发挥。

长江与珠江分岭水地区生态支撑能力供需平衡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以黔东南为例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区域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长江和珠江分水岭地区是长江和珠江的重要生态屏障区之一,其生态支撑能力供给是否满足需求,关系到长江和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影响两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黔东南为例,采用生态足迹方法,对其生态支撑能力供需平衡变化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黔东南从2000年生态需求大于供给,支撑能力供需不平衡,并且呈逐年加大趋势,同时,各类用地生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针对上述问题,推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建议。

雄安新区生态支撑区水土保持功能时空格局及人为驱动因素分析

水土保持功能是生态系统重要功能之一,关系着区域生态安全和水环境质量。利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RUSLE)对雄安新区生态支撑区2000—2018年水土保持功能进行评测,分析了该区水土保持功能时空格局与主要人为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水土保持功能多年均值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西部太行山区多年均值为191.10 t/(hm^(2)·a),中部丘陵为119.25 t/(hm^(2)·a),东部平原为30.25 t/(hm^(2)·a)。(2)2000—2018年,研究区水土保持量年均值整体呈显著增加趋势,年际间变化较大,介于39.78~135.62 t/(hm^(2)·a);像元尺度上,水土保持功能呈增强趋势区域占比为63.89%,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为28.75%;呈退化趋势区域占比为36.11%,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为8.2%。(3)水土保持功能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生态建设活动、农业生产活动和建设用地扩张以及采矿业扰动生态系统稳定性等。该研究为雄安新区生态支撑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青海省生态支撑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通过引入生态支撑力评价体系与模型,从自然生态系统角度对2020年青海省生态支撑力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借助于障碍度模型对影响青海省生态支撑力水平的各指标进行主要障碍因子诊断。结果表明:2020年,青海省生态支撑力处于较低水平(Ⅳ级),影响其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是景观破碎度(C4)、土壤侵蚀度(C11)。据此,提出与诊断结果相应的对策建议。

构建移动警务应用生态支撑环境

移动警务新体系给移动应用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也就需要新的应用生态环境支撑。新一代移动警务体系是基于开放的理念,构建开放架构并通过技术支撑平台支撑移动应用的创新。尝试从应用开发、应用部署、应用使用和效果评估等移动应用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探讨技术支撑系统构建,营造应用生态支撑环境,促进移动应用的发展和成长。

河北省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建设途径——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河北省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主要建设者,在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以及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环境形势严峻、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治理资金供给不足、公众环保意识薄弱等问题。因此,河北省可以通过系统推进环境综合治理、促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创新环境治理投融资机制、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等途径,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和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生态安全水平动态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青海省生态安全水平时空变化情况,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土地利用、Landsat影像等遥感地理数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基于改进的生态支撑力(ESC)模型,运用熵权TOPSIS、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模型、障碍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研究青海省生态安全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0-2020年青海省生态安全水平呈波动式上升态势,处于生态平稳区的市州占87.50%,处于生态改善区的市州占12.50%.(2)全省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东西生态双核”空间分布和“东西延展、南北收缩”空间演化特征,两极化趋势明显.(3)从内部因素来看,青海省生态安全最大的准则层障碍因子是生态结构,主要的指标层障碍因子为叶面积指数和景观破碎度;从外部因素看,政府干预力度、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对青海省生态安全的作用显著.

承德公司 厚植绿色基底 筑牢生态屏障

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京津冀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承德地区担负了生态支撑、水源涵养、绿色发展等多重任务。如今的承德,好山水、好生态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享誉内外。近年来,根据承德市政府绿色发展要求,当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

河北省京津冀生态支撑区建设的PPP模式设计

河北省在进行京津冀生态支撑区建设时,如污染治理、节水改造和造林绿化等多数项目可用PPP模式开展,运作方式可采用BT和BOT,以经营收费和政府采购为主要方式实现项目的投资回报.在私人投资或政府与私人联合投资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排污费、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区际生态补偿等多种资金渠道.同时,应注意避免出现发展过快、逆向选择、合同不完善和监督管理力度小等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研究——兼论西部开发的生态经济支撑

西部开发的进一步推进,必须以生态经济理念为指导,破解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面临的多重制约,重视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本积累,以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增强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节约型社会,真正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和谐发展。

泉州湾红树林区鱼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对鱼类生态的支撑作用

2013—2014年在泉州湾洛阳江口天然红树林区进行4个季节每季连续15d的鱼类采样,以研究该区域内鱼类的种类组成、区系特征、优势种/类群及多样性指数等的季节变化,并讨论红树林区对鱼类的生态支撑作用.共采集鱼类72种(其中2种鉴定到目,1种鉴定到科,1种鉴定到属,其余均鉴定到种),隶属于9目34科,其中91.3%为暖水性种类,8.7%为暖温性种类;优势种/类群存在季节变化,春、夏季优势种以定居种(如中华乌塘鳢(Bostrychus sinensis)、虎鱼科(Gobiidae)的鱼类等)为主,秋、冬季优势种则以鲻科(Mugilidae)的鱼类、花(Clupanodon thrissa)、七丝鲚(Coilia grayii)等非定居中上层鱼类为主;物种数、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季节变化均为夏季>秋季>冬季>春季.与其他相似的红树林区域比较,泉州湾红树林区的鱼类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较高.在此基础上从鱼类体长生长的季节变化角度,讨论了泉州湾红树林区作为鱼类育幼场、索饵场和躲避敌害场所的生态功能,说明红树林生态系统存在完整的海洋食物网,对区内鱼类具有生态支撑作用,强调了保护红树林这一典型生态系统的重要科学意义.

打造粤东发展极之生态支撑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绿色生态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打造粤东发展极之生态支撑必须坚持的原则，对实际工作有一定借鉴作用。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研究

生态农业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从我国农业的实际出发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技术支撑体系。本文提出了构建我国生态农业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内容及措施建议。

构建河北省“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路径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是国家赋予河北省四大功能定位之一。基于京津冀地区对于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直接关系到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区域绿量增加、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环境优化。然而,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应对挑战与抓住机遇的过程,在压力和动力"双力"推动下,必须尽快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四大支撑体系——环境支撑、产业支撑、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撑,加速推进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进程。

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协同建设。本文对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挑战与机遇(SWOT)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具体政策建议。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研究综述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GDEs)是指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地下水的生态系统,开展GDEs研究,不仅对于了解GDEs的生态水文特征和过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保护地下水生态环境、促进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GDEs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因素、GDEs的类型划分与识别方法、GDEs的生态水文过程模拟等方面的综述,探讨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综述认为,GDEs主要受气候变化和地下水利用的影响; GDEs的类型划分要方便野外调查和管理; GDEs的识别,要综合利用水文地质调查、"3S"技术和地下水动物取样分析的方法。建议今后GDEs生态水文过程的模拟要侧重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下水对植被、溶质输移和热交换等方面的贡献大小的研究。

河北省生态环境支撑区三大促进体系建设

指出了生态环境关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安全。基于此,探讨了河北省生态支撑区三大促进体系建设,提出了应健全面向环境改善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构建绿色经济指向的生态产业体系,完善基于生态建设新活力的生态补偿机制,以期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