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史观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基础性重要论断,实质上是阐明了一种充分承认与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史观。基于此,党和政府逐步提出并实施了系统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制度政策体系与战略举措,找到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亦即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环境史学论要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中世纪德国环境灾害问题研究

作为当今生态文明大国,日耳曼民族的生态文化研究不能被忽视,而这其中的德国环境史研究更构成了德国生态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英国、法国环境史研究一样,德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为工业环境史,或者叫工业污染史。要搞清这种工业污染的来龙去脉,就离不开对此之前各历史阶段环境史的研究,其中的中世纪环境史就深刻地揭示了千年漫长历史时期日耳曼人在其社会形态、思想意识、文化发展和生产技术影响下所形成的特有的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笔者拟从中世纪德国最具代表性的环境要素变化如阿尔卑斯山地区极端气候变化、北海风暴潮灾害、森林砍伐、暴雨洪灾以及瘟疫流行五个方面出发,结合中世纪历史研究中常用的考古分析法和历史文献分析法等进行实证研究,来重构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系统,揭示日耳曼民族如何在社会—经济—自然这个复合生态系统内求得自身的生存、进化和发展,从而为欧洲中世纪环境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的人们已认识了解自然,能趋利避害,但他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既缺少理性,也没有很好的科学知识指导自己的生产斗争实践,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听命于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将自己视为上帝之子,并以上帝意愿和宗教信仰来征服和奴役这个世界,让自然臣服在自己面前。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这种思想自然要被摒弃,但无论如何,中世纪德国环境史研究还是为环境史学呈现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论公共环境史学

公共环境史学是探讨历史上及当下之公共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和环境责任以及相关内容的史学边缘交叉学科。公共环境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依据公众对环境的感受以及公共利益而建立,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个体书写,构成了公共环境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公共环境史学在阐释原则上应坚持公众或全体利益优先的原则,强调建设性、反思性和通俗性。历史上及当下的公共环境事件与环境问题都是公共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公共环境史学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生态文明史观。公共环境史学必须依托于公共平台才能不断发展,尤其是新兴媒体,理应成为公共环境史学的重要载体,把生态文明史观向更广大的社会层面传播,强化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当下历史学科建设中,公共环境史学对于丰富和拓展史学疆域、发挥史学咨政育人功能、积极促进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研究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文物史观

树立正确的文物史观，对于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掌握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心

日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特征是两分法研究:一是少数民族研究,二是汉族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人类学的稻作文化论、照叶树林文化论以及梅棹忠夫生态文明史观等理论均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的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村落共同体、宗族、民俗宗教、客家等汉人社会研究,也在理论和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加强了日本人类学在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