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完善和发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智慧、历代领导集体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承继与发展,但是其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生态治理理念执行不到位、制度体系不健全、各主体参与不足、全球合作体系不完善等“卡脖子”的“短板”问题。基于此,必须从强化生态治理理念执行力、破除生态治理层面制度壁垒、构建多元主体生态治理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着手,构建完善的生态治理体系,协同推进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的问题。如何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推动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完善生态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建立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是推进中国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路径。首先,生态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应制定合理的生态完善生态标准和规范,完善生态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生态法律的监督,加强生态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其次,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应完善生态治理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善生态信息公开和民意表达机制,严格生态处罚机制;最后,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应发挥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社会监督等多种力量的作用,推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治理,加大对生态建设的投资,不断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厦门经济特区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总结

十八大以来,厦门生态治理体系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积累了系列经验。其成就有:不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体系,六区国土空间管制能力逐渐增强;不断创新“考、督、审”一体化体系,科学评估监管水平大幅提升;不断完善各类资源管理体系,源头控污能力与资源承载力不断增强;不断推进大气、水、土壤区域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以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建设为重点,探索构建资源环境市场体系;以社区为依托,使共治共建体生态治理体系观念深入人心。获得的经验是:以党政引领为抓手,构建了健全高效有力的特区生态制度体系;“山海交融”,构建了美丽和谐的特区生态安全体系;“多规合一”,构建了宜居适度的特区生态空间体系;“创新开放”,构建了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降碳增绿”,营造绿色低碳的生态生活体系;“共治共享”,培育共建共享的生态文化体系,以期对下一步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规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框架

面对日益激增的环境风险,立法规制局限、司法规制消极、行政规制乏力,难以规制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更增加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难度。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筑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主体结构,为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三元结构框架下,以传统行政理论为基础,可以形成行政自制、协商规制、社会规制,共同作用于环境行政全过程,规范并制约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行使。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二者耦合共生构成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整体,一方面生态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核心本质上是由生态治理体系决定的,另一方面生态治理体系的效力强弱又会受生态治理能力在实践过程中的反馈作用影响。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有助于实现我国政府生态治理体系的逐步健全完善,以及有助于我国政府的生态治理能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使我国生态综合治理朝着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方向和任务研究

立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现实形势和发展趋势,本文判断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期,但继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边际成本会上升。此外,“十四五”时期也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次要矛盾转化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分异并存期。基于此,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实施“两步走”战略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和原则,以及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重大工程,以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时代。

论环境纠纷复杂化下的环境行政调解机制诉求及路径优化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多元性、不对称性和两面性等特点,对其解决方式与路径提出更高诉求。环境行政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更具灵活性和专业性,但也面临效力不够明确,政府在调解时兼具居间性和权威性所致的定位不清、所涉主体泛化、相关制度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挑战。可借助服务导向、制度设计和功能协调等路径优化,促进环境行政调解的功能发挥,助力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