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的区分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货币化表达,需要运用生态环境恢复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价值损失是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价值的货币化表达,需要运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或由法院行使裁量权予以合理确定。在受损生态环境可以自然恢复、野生动物已经死亡或者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情况下,少数法院有时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误将生态环境价值损失当作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按照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承担方式可以区分为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价值损失。在满足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责任;在不满足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中任何一项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应适用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赔偿责任。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的保障。论文深入研究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生态环境治理指标体系,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治理保障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具有区域异质性。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环境治理保障具有中介作用。最后建议各地区加大绿色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各部门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保障。

生态环境修复制度法典化的法理分析与规范设计

生态环境修复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也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核心。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具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应具备的特质,并应当成为《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已有一定的发展,在宏观尺度与微观尺度上皆有建构,并可具体化为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和法律措施,进而通过行政机制或司法机制实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的法理基础在于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损害担责原则。国家义务的设立宗旨在于回应公民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诉求、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损害担责原则则是对国家义务的补充,旨在强调一般个体和组织对生态环境必须有合理的关照。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中,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应立足国家义务本位,兼顾损害担责原则的实现,建构具体规则,完善制度内容,以体系化的规范体现于法典的对应章节中,继续强化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导作用。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创新。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及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惩罚性赔偿应当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领域。其次,在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应在明确“违反法律规定”内涵与范围的基础上,区分“违反法律规定”与“违反国家规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进行具体化规范。再次,在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面,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最后,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履行方面,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归被侵权人所有,应优先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履行;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惩罚性赔偿金应与罚金、罚款折抵后,统一上缴国库。

皖江城市带近2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能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集,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分析了该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同时结合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网格单元分析方法及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献率,探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皖江城市带土地利用转移主要为耕地和森林之间的相互转移,以及人造地表对耕地的侵占;(2)皖江城市带森林的生态价值重要性最大,最高达到55.29%,人造地表用地的变动对该区域的生态影响较大,生态价值贡献率为28.20%;(3)皖江城市带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定且有下降趋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4)耕地向森林及草地的转换是导致生态环境改善的主要原因,森林转向耕地及耕地转向人造地表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性分析

非法侵害野生动物资源不仅会造成野生动物资源自身的损害,还会引起野生动物生态功能退化等生态损害。司法实践中,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往往不能得到全面救济。明晰行政索赔主体的职责,可以避免由于职责不清导致行使赔偿请求权时出现管辖范围不清、互相推诿的情况;认定损害赔偿范围综合考虑时间限度、空间限度、注重质量限度及多种主客观因素、区分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非法侵害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全部损害,实现野生动物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物种、保持生物多样性、保存基因等多种生态功能丧失的完全赔偿;建立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司法鉴定、社会鉴定并存的多元化鉴定机制,能够统一鉴定标准、保证鉴定质量、维持鉴定秩序,科学合理地确定野生动物资源的生态损害价值;针对能够恢复生态功能的野生动物相关生态环境损害采用生态修复的责任方法,比单纯的金钱赔偿更有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环境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格权。生态修复是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整治,需要完善环境区域生态损害协同治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源头治理制度。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质,是对人心的约束和对法律的调整。要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机制,就要构建生态环境部门履职责任清单机制,为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始终坚持以生态修复为重心的修复责任理念,构建生态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体系。需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是调节环境损害、保护生态环境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修复责任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必须建立流域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扩大流域生态补偿规模需要遵循生态补偿制度和规则。实施生态损害修复工程需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把握生态修复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原真性内涵,不断提升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及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项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救济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重要地位。从立法和司法适用现状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问题进行总结,在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在司法适用方面存在受困于传统司法理念、资金规范体系不完善、执行机制力有不逮、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实践障碍。着眼现状,可以通过采取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纳入环境法典编撰、践行生态恢复论、完善资金规范体系、优化执行机制及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措施进行破解,从而践行生态环境修复的理念,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坚持系统观念治理海洋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以系统观念来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了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等四个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保护治理大格局作为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了任务部署,为坚持系统观念、陆海统筹加强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软化: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模式研究

以协同概念的辨析与适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完善立法权配置、最小化立法成本以及践行立法传承与立法国际化等3个方面展开协同立法必要性之证成。基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考察两个层面,检视共同立法和合作协议区域协同立法模式,其中,低成本、高效率、重灵活的合作协议模式与协同理念高度契合,立法软化是城市群生态环境协同立法的适宜选择。从城市群生态环境合作协议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法律效力、缔结主体以及利益衡量等维度进行论证,以期建立高效公平且具制度约束力的协同立法模式,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共治提供法治样本。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3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24年6月5日,生态环境部在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正式发布《2023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用全面翔实准确的监测数据客观反映了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情况,全方位展示了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展和成效。公报显示,2023年,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

构建对标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体系——访全国政协委员高吉喜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遥感技术是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健全“天”“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意义重大。为此,本刊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高吉喜,以更好地了解我国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现状,对标美丽中国建设。

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摘录)

综述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生态环境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

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长江经济带发展”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空间治理单元。鉴于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特质,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价值定位、适用范围、责任方式、协调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而目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对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简单移植,存在着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不足、适用范围过窄、赔偿责任方式单一、缺乏全流域利益协调机制等问题,难以契合国家“江河战略”的实施要求。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安排应当树立整体性、系统性理念,确立全流域整体性利益实现、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救济等制度价值,拓展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扩大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并确立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上下游利益协调机制。

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反思——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的实证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标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之“国家规定”,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审理,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均有适用,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在违反生态环境标准的同时,需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才会被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生态环境标准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产生多重影响,为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卢曼的系统沟通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71例生态环境损害判例,阐释由生态环境标准引起的各个系统间的互动过程,发挥法律系统相较于其他社会子系统“观察之观察”的优势。目前,生态环境标准“入法”存在生态环境标准适用的矛盾与空白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足或过度赔偿,欠缺环境公共利益与其他公共利益综合考量,过于依赖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明确划定纳入“国家规定”之生态环境标准的边界及其划分标准,以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完善程序和实体规则,在生态环境标准的司法适用中促进“事实”与价值的有机融合,平衡多种价值冲突;改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及其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流程,同时适时更新质量较高的生态环境标准及司法解释。

土地储备的生态环境管理策略探讨

土地储备在城市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缺乏科学的土地利用与规划,土地储备也可能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本文旨在从城市规划角度出发,深入探究土地储备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城市生态环境提供保护支撑与实践指导。

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及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以廊坊市北三县为例

对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进行研究可为区域制定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提供参考。通过构建遥感生态指数,对廊坊市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分布格局分析评价,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北三县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以“良”和“一般”为主,整体呈下降趋势,等级“较差”面积呈快速增长趋势。建设用地变化、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和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较大的异质性;生态用地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异质性不强。城镇快速扩张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对建设用地变化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响应最显著。大量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是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划定城市边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提高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2016—2023年动态变化分析

以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数据为基础,分析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2016年以来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23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平,其中,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85.5%,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9.4%,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6.1%和87.0%,生态质量指数为59.6;2016—2023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其中,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上升2.4个百分点,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上升21.6个百分点,功能区声环境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上升3.9个、13.0个百分点。但各生态环境要素质量在部分区域、特定时段不容乐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空气质量总体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偏高;个别流域仍为轻度污染,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远低于全国水平,某些流域仍存在劣Ⅴ类水质断面,化学需氧量、总磷和高锰酸盐指数是地表水中的主要超标指标;声环境1类和4a类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仍相对较低;新疆中北部和甘肃西部地区仍有部分县域生态质量为四类或五类,生态脆弱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善。随着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进入攻坚期,控制污染增量的边际成本增加,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难度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