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是通过降低起诉主体的诉讼成本,减少其诉讼障碍,保障切实维护生态环境权益的诉讼目的得以实现的一系列有效方法,具体包括公益诉讼基金与保险制度、费用减免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私人原告的胜诉奖励制度等。但是,权利的拥有者也容易转变为权利的滥用者,因此,需要通过滥诉防范机制对公益诉权进行约束。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激励和约束这两个维度可以促使生态环境权益真正得到维护。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存在基础及司法实践

相对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生态环境危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矛盾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时代背景,生态环境恶化而保护手段单一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制度需求,生态环境人权的保障与实现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权利哲学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特性、公众参与理论、司法能动等方面也可以找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机制存在的正当理由。

湖北咸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职能

根据咸宁市委市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六大”活动部署,为更好发挥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提供公益保护,咸宁市检察院走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草、住建等职能部门,到六个县(市、区)检察院和法院等单位开展调研,全面梳理近三年办理的生态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和刑事案件,从生态保护的现状出发,找出咸宁在生态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析原因,提出对策,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研究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等现势需求,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遥感影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方法。利用U-Net++模型进行变化检测,结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中公益诉讼对目标受损现状、变化情况等相关事实认定的要求,对变化检测图斑进行筛选,作为公益诉讼案件调查的线索或依据;并与已有方法卷积神经网络、U-Net模型进行比较实验;同时,以贵州省检察机关为试点,研发面向公益诉讼的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联动辅助取证平台。结果表明:本方法得到的检测准确度为83.08%,精确度为93.91%,相较其他两种模型在精确度、召回率、F1分数三个指标上的表现更好;本方法已在贵州省检察机关进行了应用实践。研究成果表明可为检察机关快速发现线索、还原事实真相提供技术参考。

建立环北部湾—琼州海峡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

近日,广西、海南、广东三省区检察院会签《关于建立环北部湾一琼州海峡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着力深化跨省区公益诉讼检察协作,全面加强环北部湾一琼州海峡地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

两项制度衔接的必要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衔接探讨

从制度属性上看,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均是以公权力部门为主体,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履职性行为,也是我国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囿于具体规则、标准、程序等不尽完善,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存在并行、交叉甚至冲突等情形,由此便产生了“两诉”。应在诉权与顺位等框架性建构内容衔接外,更多谋求如何建立衔接关系,如何有效开展线索、磋商衔接,如何发挥检察监督作用等实践性问题的解决。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及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界分不清,是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衔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在分析两种诉讼制度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二者属于本质趋同、功能不同的两种诉讼制度。就救济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而言,应在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以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两种诉讼制度功能进行合理调整,明确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界定为“事前预防”,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为“事后损害填补”,以此纾解两种诉讼制度在衔接适用方面的困顿。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一破坏行为在导致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同时,往往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因此,文章根据救济对象的不同,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是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该制度能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还存在分歧。运用法解释学、案例实证分析、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立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指出在适用中存在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无区分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的关系不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不够具体,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方式不确定的问题。并提出制定衔接机制,明确公私益诉讼的赔偿范围;确立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与惩罚性赔偿金的抵扣规则;制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规则;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管理的完善路径,进一步规制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理论创新与制度优势

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致使生态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代表国家、集体或不特定多数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旨在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诉讼。相对于传统诉讼理论而言,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理论、环境权向环境诉权转换路径、能动司法等诸多方面有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是传统环境行政执法的有益补充,兼顾了司法效率与公平。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兼析《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14条第2款

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学界有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和私益诉讼说等不同观点。从《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的立法脉络、具体内容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为了维护海洋环境资源所有者国家的利益,由海洋监管机关履行海洋生态环保行政职责而提起的诉讼,其性质应为国益诉讼。鉴于第11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诉讼性质仍然模糊,建议修改第114条第3款,采用“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表述,以有别于第2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进一步明晰这两款所规定的涉海环境诉讼的性质。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研究——以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存在共通与差异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初步厘清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但因条款过于笼统,实践中缺乏效率。《民法典》出台后,二者的区别正在逐渐模糊,并出现融合的趋势,当前最主要且明显的区别是主体不同,二者的衔接应从起诉主体背后的行政权与检察权的关系着手,设置衔接原则以及衔接路径,最大限度发挥制度效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整合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但两者在适用范围、运行程序上有所重叠,导致理论与实践层面诸多冲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衔接规则试图缓和两诉冲突,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在衔接规则无法解决两诉冲突的情况下,两诉的制度整合成为一种新思路。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制度整合的蓝本与核心,通过厘清两诉的理论争议,明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奠定整合的理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将行政机关列入整合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对磋商程序、起诉顺位规则及举证规则进行优化,为解决两诉冲突提供治本之策。

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何以可行与何以可为——兼谈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议题司法化是大势所趋,亦是保障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要。当气候变化诉讼回归司法实践本位时,法学理论必须回应气候变化诉讼基于何种理论、具有何种价值意义、如何与已有相关领域的诉讼进行识别与契合。囿于气候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与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我国的气候变化诉讼呈现“公益诉讼主导、私益诉讼补充”的发展格局。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是选择环境公益诉讼抑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自身特性以及现有的法律制度。基于“二诉”并存的现状,不应认为气候变化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取其益、剔去弊”,充分发挥“二诉”在气候治理中特有的价值与功能。此外,制定与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法律与相关性法律以及贯彻风险预防原则,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于铺展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大诉讼制度,两诉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两诉存在法律设定重合问题和现实顺位冲突问题,这根本上是因为不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形成生态和谐。为推进两诉递进式发展,应当将两诉各自发展完善并形成紧密衔接关系。从两诉的关系出发,深入探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才能推动两诉进行有机衔接,共同推进我国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 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当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呈逐年增长之势,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也随之增多,对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金管理使用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必要认真分析研究,采取实务管用措施加以改进,切实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功能价值。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引发了对法律手段的迫切需求,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其立法势在必行。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法典与公益诉讼专门法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实现法律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本文围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与重要性、在环境法典中的规范定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门法构建以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明确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路径分析与规范协同。

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问题浅析——以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青海,滋养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保护好“三江源”,守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族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命。大通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重大要求和殷切希望,按照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重大部署,紧町目标任务、顺应时代要求、跟进发展步伐,以公益诉讼为抓手,认真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以“国之大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大局,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新青海大通篇章贡献检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