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

生态环境修复是对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形式之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适用领域广泛、承担方式灵活及损害修复技术专业的特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受制于生态修复责任承担规则不明确、修复目标设定不合理和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备等因素,修复责任的适用仍存在诸多障碍。对此,为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需优化修复责任承担规则、明确修复目标、规范修复资金的管理,并通过加强行政与司法的联动促进社会监督,从而保障生态环境修复的最优效果。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及实现机制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环境公益的新型责任,存在法律属性争议不休、实现机制选择不妥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旨在修复生态损害、保护环境公益,而民法的价值理念、权利思维并不能承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定性。从私法和公法的适用理念、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以及不同追责机制下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效果出发,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定位为公法责任,且公法责任定性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修复义务和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结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是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机制,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先行磋商,磋商未果则责令行政相对人修复生态环境,并可选择行政代履行、行政处罚以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的实施。

从制裁到治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修复执行机制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修复执行机制的现状考察,本文梳理了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制裁轻修复的司法理念偏差,判决不规范欠明确难执行、修复费用监管主体乱、修复执行问效差等问题;继而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应然发展方向进行理论探讨和“江西模式”的实践经验考量后,分析得出司法理念应从实然的制裁为主转向应然的环境修复为主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了规范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涉生态环境修复判决执行标准、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多元共执”生态环境修复执行机制、设立统一的生态环境司法修复资金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议。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与司法适用——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分析对象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主体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使之恢复至基线状态的一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但受性质定位不明以及与罚金、没收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关系不清等因素的制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仍存在一定困境。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要正确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当打破“刑事优先”的传统司法模式,在正确界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的基础上,协调好其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理顺其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次序,厘清其与恢复原状的适用关系,明确其与赔偿损失(包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顺位。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刑民衔接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民法典》第1234条确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为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害的修复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也引发了环境犯罪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民衔接问题。在实体层面,由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相较于环境刑事责任具有优位性,可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刑事案件的酌定从宽情节以保障其优位性的有效落实;在程序层面,基于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民事实现路径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应当在“刑主民辅”的司法背景下,统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衔接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优化路径包括:在实体层面,应当把扩大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并确定其从宽幅度;在程序衔接层面,应当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并充分尊重行政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能。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制度研究

我国目前缺乏对生态修复费用的统一管理,各地做法不一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司法机关主导模式、基金会模式三种模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直接影响到生态修复的效果,如果不加以有效规范会更进一步制约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构建统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制度。基于以上情况,文章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困境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三种典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提出建议。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司法适用研究——以39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符合生态环境“恢复性司法”理念,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双重功能。但由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范,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制约,在实践适用中面临缺乏规范保障、成为量刑的“工具”、救济效果存疑、执行困难等问题。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应进一步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规范生态环境修复量刑情节适用;规范替代性责任认定,创新刑附民责任承担方式;统一民事赔偿范围,完善执行保障机制。

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运行规则建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的分析

《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新添了责任类型,较民事责任“恢复原状”更贴合环境科学。但是,作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重要表现方式之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仍面临着赔付规则过简、管理规则缺失和监督规则不足等运行问题。为此,应健全赔付规则,统一赔付对象为政府主导设立的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明文列明资金用途、酌情确定赔付方式;建立管理规则,体系化地建设“中央—省—市—县”四级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体系,同时制定完备的基金管理规则;加强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流转、使用效果的监督,明确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承审法院、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公民五大监督主体,以及各自的监督方式。

论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中生态修复的执行方式——以四川涉藏地区法院的判决执行情况为例

我国在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审判方面成绩卓著,但生态修复判决项的执行并不理想。这既源于生态修复的执行周期长和执行主体缺位等特点,也源于生态修复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应明确政府为执行生态修复判决的权利主体,由其指定相关主管部门行使权利。由执行法院负责衔接联动执行的参与者,政府协调参与联动执行的具体部门。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将此类案件的民事执行和刑罚执行结合实施。合理采用替代执行措施和替代性修复方式。只有生态修复有效实施,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的目的才能最终实现。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功能反思与制度拓新--基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修复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功能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修复案例中存在实践悖论,传统诉前检察建议的督促功能不能因应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修复案件的复杂性,呈现出督促形式化、救济滞后、检察权边界模糊问题,拓展诉前检察建议功能有助于及时补救处于受侵害状态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传统"诉前柔性督促+诉讼强制保障"模式存在督促对象错置、督促种类适用范围难以把握等问题,而"柔性问询+刚性督促+起诉"模式具有动员促进、环境保护施压功能。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修复案件中诉前检察建议拓展功能的法律实现,需要重视诉前检察建议前的动员教育,可以引入问询函制度;需要强化诉前检察建议的督促功能,实现由"形式督促"转向"实质督促",重点是诉前检察建议的制发对象要适格、内容应公开、回复需审查评估、落实回访应强调责任追究;需要明确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失效后的保障,合理启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构建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设想

随着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在全国试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各类资金问题愈发凸显,这也成为建立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的基本动因。然而,目前地方相关基金制度公益性与盈利性相冲突、资金来源匮乏、业务运营模式单一等问题限制了其主要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通过厘定组织形式和隶属关系、明确新的资金来源、引入商业化金融解决方案等措施,为中国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功能实现的制度路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探析

【关注焦点】一、在加害人没有能力自行履行修复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考虑到生态损害应当尽快得到修复,法院可以判令加害人直接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二、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并不影响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另外,破坏生态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加害人应当对其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责任承担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责任并不冲突。

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目前我国缺乏对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理的统一规范,实践中存在政府财政资金管理、法院执行款账户管理、公益基金会管理、公益信托管理四种做法,并可以被进一步归纳为公权力主导的管理模式与民间力量主导的管理模式。不同资金管理模式在合法性、合目的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生态环境恢复费本质上属于恢复环境的行为责任的具体履行方式,应当由责任者自行决定费用的管理模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使用与政府的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职能契合,应当由政府主导管理,但在具体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则更适宜引入民间力量以提高资金管理与使用的灵活性与效率。

二元诉讼模式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研究

无论采取何种诉讼模式或者获得何种判决结果,只有环境修复活动完成并符合修复目标,才意味着环境修复责任的最终实现。实践中的赔偿款多数并未用于环境修复,有必要研究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我国现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以司法为主导并呈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下,影响环境修复可行性的赔偿金的"认领"和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这两个难题无法通过其履行手段加以化解,相比之下,这两个难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下相对更容易化解。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模式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履行方面更具有可行性。相应地,针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起两类诉讼时,从可行性角度考虑,行政机关不能缺席,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为主。

民法典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可以涵盖生态恢复、生态重建等概念,生态环境修复的手段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从而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自然修复和社会修复的双重法理内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恢复原状在救济对象、恢复标准、救济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承担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除侵权人外,在特定情况下还应包括政府及其相关的组成部门以及其他主体。为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资金来源,未来立法应着重从增值渠道、使用范围、管理模式、申请程序等角度构建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制度。

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研究

论述了我国现行的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制度存在的立法分散、笼统,可操作性差;管理体制庞杂,协调性不足;资金匮乏,融资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在借鉴国外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现行法律规定、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和建立矿区复垦履约保证金制度等建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适用执行和解制度的限度

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已对“环境公益诉讼裁判的可执行性”设置了较为完备的裁判原则和规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能适用执行和解制度。在具体的限度上,不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权能否适用执行和解制度,不得一概而论。防御请求权或生态环境修复行为请求权原则上不得允许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但受损生态环境难以进行修复的,可例外允许当事人达成含有“认购碳汇”等替代性修复内容的和解协议。由于生态修复费用或损害赔偿费用直接用于受损环境的填补,执行法院原则上不得允许当事人变更执行名义内容或履行期限,但他人自愿降低其实际支出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金额的除外。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执行法院应当继续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如果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怠于履行和解当事人的职责,应当由检察机关备位在执行程序中充当和解当事人。

《民法典》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性质辨析

随着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频发,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加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新增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内容,但学界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性质以及与恢复原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却存有争议。由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较与恢复原状过错要件更严格、参与主体更广泛、恢复标准更松弛、适用前提更粗略,明确了两者之间并非种属关系。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设立目的的补救性、责任主体的可替代性、主观要件的无过错性和客观要件的非违法性等方面,进一步厘清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该是一种在民事责任框架下的,与恢复原状相互独立的,具备公益性和补偿性的单一的环境法律责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模式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使用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修复,影响到公民的环境公共利益。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统一管理规范,各地实践方案不尽相同。根据管理模式主导力量的性质,可将其进一步归纳为公权力主导的管理模式及民间力量主导的管理模式。两种管理模式各有利弊,但存在一定互补性。为保障赔偿金专款专用,创新提出政府监管下的基金会管理模式。政府和基金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政府选取具有资质的基金会管理使用赔偿金,并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基金会严格依规开展生态环境修复,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赔偿金用对用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