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的区分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货币化表达,需要运用生态环境恢复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价值损失是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价值的货币化表达,需要运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或由法院行使裁量权予以合理确定。在受损生态环境可以自然恢复、野生动物已经死亡或者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情况下,少数法院有时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误将生态环境价值损失当作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按照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生态环境损害填补责任承担方式可以区分为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价值损失。在满足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责任;在不满足修复必要性、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三项要求中任何一项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应适用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赔偿责任。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的二元构造及其实现路径

根据《民法典》第1234条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的规定,法院在作出生态环境修复判决的同时,需要一并判决将来可能发生的代履行费用,由此,形成了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的二元结构。通过回溯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的独立化过程,对比合同之债的强制履行,可将此二元结构解释为具有公法属性的、作为之债的强制履行。在程序实现层面,原告需提出对现在给付的生态环境修复行为与将来给付的代履行费的合并之诉,法官需要作出生态环境修复与代履行费的顺位裁判,即首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行为判项包括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与监管方案,次位的代履行费用判项需采用定期金给付方式,并通过变更判决之诉解决数额不确定的问题。

《民法典》第1235条的生态环境恢复成本理论阐释——兼论修复费用、期间损失和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的适用

我国《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了修复费用、期间损失和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第1235条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的智慧,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国《民法典》和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经验.按照生态环境恢复成本理论,修复费用相当于采取基本恢复措施的费用,期间损失相当于采取补偿性恢复措施的费用.因此,生态环境恢复成本是修复费用和期间损失的总和.修复费用和期间损失赔偿责任的适用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在技术上可行,具有可操作性;其二,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在经济上合理,采取恢复工程措施的成本不得远远高于预期收益.永久性损失赔偿责任不适用于受损生态环境可以自然恢复的情形.为了解决自然恢复情形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问题,《民法典》第1235条第1项中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可以扩大解释为涵盖“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自然恢复期间”.在自然恢复的情形下,法院不宜将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出来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认定为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制度研究

我国目前缺乏对生态修复费用的统一管理,各地做法不一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司法机关主导模式、基金会模式三种模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直接影响到生态修复的效果,如果不加以有效规范会更进一步制约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构建统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制度。基于以上情况,文章以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困境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三种典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管理提出建议。

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运行规则建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的分析

《民法典》第1234条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新添了责任类型,较民事责任“恢复原状”更贴合环境科学。但是,作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重要表现方式之一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仍面临着赔付规则过简、管理规则缺失和监督规则不足等运行问题。为此,应健全赔付规则,统一赔付对象为政府主导设立的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明文列明资金用途、酌情确定赔付方式;建立管理规则,体系化地建设“中央—省—市—县”四级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体系,同时制定完备的基金管理规则;加强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流转、使用效果的监督,明确生态环境修复公益基金、承审法院、检察机关、环保组织、公民五大监督主体,以及各自的监督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承担方式的正确选择是修复责任得以落实的重要一步。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存在修复目标不明确、承担方式适用错位、修复责任表述不规范和替代性修复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由学理分析可知,生态修复应着眼于生态服务功能的修复,修复责任具有行为责任属性,修复费用应归于修复责任的范畴以及替代性修复的适用应以非永久性损害为限。文章还针对性地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目标,确立承担机制并理清适用顺序,规范修复责任表述和明确替代性修复适用前提的完善建议。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额的确定——科学评估与量化机制的法律因应

随着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深化,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愈发严重,由此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逐渐增多。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如何合理确定赔偿金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赔偿金额的确定主要依赖于以下三种方法:一是完全依据鉴定意见;二是适度调整鉴定意见;三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然而,我国在此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法律规范不统一、赔偿范围界定难,以及鉴定标准缺失等。对此,我国应把握《环境法典》立法的契机,借鉴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完善,以实现赔偿标准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责任中的风险分配——以《民法典》第1234条的解释论为中心

代修复费用是一种以保护债权人完整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责任,是《民法典》第581条替代履行责任在侵权责任编的具体化。即使侵权人已按判决书确定的金额支付了代修复费用,其生态修复义务也并未完全消灭,原因在于:一方面,代修复制度以保护债权人的完整利益为目的,仅支付代修复费用,债权人的完整利益并未获得完全实现;另一方面,生态修复义务属于结果债务,代修复费用是生态修复义务的延续,其也应为结果债务,而仅支付该费用并不能实现特定给付结果的发生。因此,生态环境代修复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仍应由侵权人承担。此外,应严格区分金钱赔偿与代修复费用,后者应仅指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费用。

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资金统筹监管研究

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资金是指环境公益导向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与环境公益诉讼赔偿资金统称。当前,生态环境公益损害赔偿资金监管分散而混乱。应当以统筹监管路径破解现有困局,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费用以及惩罚性赔偿费用纳入统筹监管范围,并根据不同阶段的资金属性,构建分阶段统筹监管路径:适用阶段应当区分索赔情形、明确索赔重心以及避免索赔重复,实现索赔互补;管理阶段应按照从分散到集中、从分类到整合的方式进行合并管理;使用阶段应由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机构统筹安排和使用资金,并根据各项费用的不同特性分别考虑使用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概念辨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法律内涵要从其现行法中具体的责任方式出发进行发掘,同时还要结合理论进行考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本质是为填补生态环境损害而存在的资金。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损害赔偿而产生的资金的总和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等同于广义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狭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是指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损失"所得资金,不包括依据"恢复原状"所得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对永久性生态环境损害应当进行金钱赔偿,纳入赔偿损失——狭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范畴,并用于替代性修复。

生态环境修复请求的分类及解决之道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两部生态环境案件司法解释规定了原告可以提起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请求,但并未对该请求进行详细规定。根据生态环境修复的特性、责任人的修复能力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可以把该请求分类为修复行为请求和修复费用请求。因修复过程可以分阶段实施,该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容易发生变质,以及我国采纳的是部分请求否定说,允许原告提起不同的请求存在一定的阻碍。为此,只有从纠纷解决的实质要求出发,允许当事人提起部分请求,尽量避免次生纠纷发生等三个方面化解其阻碍,原告才能正确地提起修复行为请求或费用请求。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环境侵权案件现有的赔偿方式,已无法合理地减轻环境侵权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有必要规定“惩罚性赔偿”。通过对42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现有“填平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无法赔偿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严重侵害生态与社会利益。在剖析司法审判实践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立法构建,以期推动此类案件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提升。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关于生态环保工作的阐述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起诉污染环境、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开垦草原等犯罪25863人,同比上升23.3%。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查办职务犯罪1 229人。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毁林等案件时,探索建立"补植复绿"机制,由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属补种恢复后,依法酌情从宽处理。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深度介入积极促成全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达成协议

2019年10月18日上午,全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案——柳州市大子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进行。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相关规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彭毅君同志参加磋商,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经磋商,赔偿权利人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赔偿义务人来宾华锡冶炼有限公司(下称来宾冶炼公司)、来宾市鑫泽环保建村有限公司(下称来宾鑫泽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生态修复达成一致并签订协议,俩赔偿义务人赔偿危险废弃物清理费用169.0646万元、鉴定和调查费用108.419万元、损害评估费19.23万元、生态损害修复费用48万元。

损害担责,给违法企业戴上“紧箍咒”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笔者在近日召开的广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2020年底,广州市共开展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案件19宗,办案数量居全省前列;涉案赔偿金和修复费用约2281.9万元。广州的实践是我国及广东省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

微山湖里又见鱼虾嬉戏

“现在微山湖里又有鳜鱼了!大的都有七八斤呢,包括原来很少见的小银鱼、大青虾等稀有的鱼类资源现在都能找到……”近日,山东省微山县检察院检察长岳耀东介绍。微山湖是微山人民的“母亲湖”,但近年来水质严重恶化、非法打捞等问题对渔业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也让原本常见的鳜鱼、银鱼等资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2019年12月27日晚,马某城伙同马某鑫在微山岛东北微山湖水域(南四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使用电捕鱼船非法捕捞水产品时被当场抓获,现场查获作案工具一套及渔获物100余公斤。为衡量生态资源损失,微山县检察院委托该县渔业综合管理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二人非法电鱼活动的危害及生态环境修复进行评估。专家经研究后一致认定,二人电鱼活动造成的南四湖生态环境资源损失总计1.24万元,开展放流同样能够达到生态环境修复效果。作案人若自行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可购置鱼苗(其中7440元用于购置草鱼苗,4960元用于购置鲤鱼苗)由渔政部门监督放流,放流区域为微山岛附近水域。秉承“采取行为修复履行为主、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为辅”的保护生态环境理念,该院提出了判令共同履行购置草鱼苗7440元,购置鲤鱼苗4960元,在微山岛水域进行放流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根据专家评估意见,微山县法院全部支持了该院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马某城、马某鑫二人的家人替代其在规定的水域增殖放流。

撞断门牙 赔钱

2015年2月的一天,陈某驾驶的小轿车与背面驶来的胡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胡某受伤,4颗门牙脱落。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疏忽大意,在未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随意停车并打开车门,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胡某被送往县医院住院治疗30天,出院后对被撞断的4颗门牙进行了烤瓷联冠修复。

涉黑“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的办案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推进诉讼进程,促进受损公共利益及时得以修复。对一些涉及破坏生态环境等损害公益犯罪的黑恶组织,可以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并追究涉黑组织成员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切实维护社会公益。在相关案件办理中,检察机关应转变司法理念,筑牢证据体系,同时加大执行力度,以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公益诉讼检察守护宁夏山川美

“固原一农民清明节上山烧纸祭奠亲人,造成森林火灾……”2019年4月5日清明节,这则消息迅速刷爆朋友圈,网友在惊叹之余,更为森林损毁、植被能否恢复而揪心。2021年3月23日,固原市检察院依法对王某某违法纵火损毁林地案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民事公益诉讼,这不仅是固原市检察机关办理的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全区首例法院开庭审理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支付林地修复费用5万余元,为形成保护修复生态有回报、破坏生态环境有代价的鲜明导向提供了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