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根基、守成与发展

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稳定性和动态性、共性与差异性等对立统一特性,这些特性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和人文的,其成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产生的制度根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目的在于通过司法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促进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尺度一致性,提升流域生态环境司法质效。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应当在守成基础上求发展,全面总结和吸收实践经验,针对其现实不足,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以必要性为原则谨慎设置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机构,优化流域生态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制度,避免将其混同于“生态环境司法流域化”,实施“程序嵌合式”、有限的“多审合一”审理机制,将司法协作作为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优化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机制。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以南流江为例

针对河流污染问题,以南流江为例,探讨了流域生态环境信息化治理体系构建方法。阐述了流域生态环境立体监测、三维实景重建、水质时空模拟与预警、信息服务拆分与聚合等关键技术,集成多源时空信息数据,科学布设环境防污设施,提供流域时空信息、水环境预警与污染决策支持服务,为管理者开发流域生态环境监管系统,为调查者开发污染源实时上报系统,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已推广至广西钦州江、九洲江流域。

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研究

流域水生态环境的监测受布设测点、采集数据质量等影响,导致监测精度下降,且流域范围较大存在监测不完全的现象。为此,提出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模拟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全过程,确定影响监测质量的因素,通过调整监测点分布、监测设备改装、数据采集与处理环节优化以及监测指标筛选等步骤,完成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任务。结果表明:在优化控制技术作用下,能够有效降低环境监测误差并扩大监测范围,水温和pH值的监测误差分别降低了0.32℃和0.16,监测范围扩大约35%。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于现行法律规范限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面临着政策主导司法的政治性困顿、体制改革的合宪性理论难题、集中管辖制度的合理性欠缺以及司法协作机制的规范性不足等实践困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体制变革,应当通过建立司法政策的法律转化与适用保障机制,修改组织法或者以全国人大授权方式确保改革的合宪性,推进司法集中管辖权的横向配置和纵向分配,强化流域审判机关之间,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多重规范化协作机制,全面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

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长江经济带发展”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是中国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空间治理单元。鉴于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特性以及流域生态环境损害的特质,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价值定位、适用范围、责任方式、协调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而目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对一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简单移植,存在着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不足、适用范围过窄、赔偿责任方式单一、缺乏全流域利益协调机制等问题,难以契合国家“江河战略”的实施要求。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安排应当树立整体性、系统性理念,确立全流域整体性利益实现、流域整体生态系统服务救济等制度价值,拓展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扩大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并确立流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上下游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

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场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治理难题频出。随着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广泛运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逐渐构建起具有协同治理性质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政策,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政策之间的耦合不断增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绿色意义不断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具化设计,重点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协同;明晰权责关系,实现治理主体协同;设定基本框架,厘清治理制度协同。

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转换与机制保障——从“属地治理”到“协同治理”

地方政府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属地治理,割裂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弱化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协同合作,难以从整体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新时代推动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突破治理分割困境的客观要求,应对治理负外部性的必然选择,增进治理共同利益的重要举措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因权责划分和利益分配,必然引发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与冲突,故而需要通过建立文化共识、资源共享、利益共融、组织协调、政策协同、奖励惩罚等协同机制为其提供机制保障,以促进地方政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稳定性、持续性和高效性。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视域下司法功能探究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但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在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割式、碎片化等困局。为了破解困局、加强协同治理,有必要对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视域下的司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通过构建“跨区域、全流域”的流域司法协作体系、推进流域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确定统一的流域司法行为标准和尺度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检察和审判职能等方式,促进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

水文水资源动态变化对流域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及调控措施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突出,其中,水文水资源对流域生态环境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流域进行样本分析,研究了水文水资源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其管理对策。研究发现,流域的水文条件、水资源分布以及人为活动,直接影响了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其中,水文水资源恰当的管理和利用对于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流域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文水资源管理策略的合理性。因此,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水文水资源的综合管理措施,包括建立科学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开发和应用新型的水资源利用技术,实施严格的水资源保护政策,以及加强水资源管理的公众参与等,以期为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提供有效的对策。通过研究,我们期望为水文水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提供理论指导。

水电开发对雅砻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雅砻江流域在我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中居第4位,规划修建21座梯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0 450 MW.梯级水电开发将创造发电、防洪、航运、渔业等综合效益,也将对流域生态环境带来影响,文章通过二滩水电站建设对库区及下游河段生态环境的变化,分析二滩、锦屏一、二级水电站建设与运行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熵模糊模式识别模型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协调流域生态环境的压力、状态、响应诸因子,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调控措施,其难点是如何合理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以及如何有效处理评价过程中的模糊性和随机性。为此提出了最大信息熵原理与模糊模式识别方法、遗传算法相耦合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新模型(EFPR-EQEB)。在巢湖流域中的应用结果表明:用EFPR-EQEB进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物理概念明确,计算结果客观、合理,方法简明、通用,在区域资源和环境综合评价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基于GeoDatabase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信息库模型

从空间数据库模型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数据的主要种类及其特点,引入GeoDatabase模型的基本概念,尝试使用GeoDatabase模型来组织和管理这些数据,并分别给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信息库中特征数据集、栅格数据集和TIN数据集的组织方式,讨论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的连接方法,最后进行了模型评价。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困境与应对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金投入大、修复过程缓慢,且实践中对谁来修复、如何修复、修复监督及保障皆存疑虑。因此,需对《长江保护法》之“生态环境修复”进行规范解读,厘清修复主体,确定修复方式,加强修复保障,设置修复监督。在未来制度拓展中,明确《长江保护法》的立法价值,加大社会资金引入,创新修复技术,提高修复效率。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活动的外部性研究

从福祉经济学角度给出了外部性的定义,通过分析河流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破坏或保护活动的边际价值,指出外部性如何阻挠全社会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形成,得出了最优状态时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破坏或保护活动的合理水平。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实现社会总福祉最大的目标,提出了单边税收与补贴、双边税收与补贴、谈判以及政府管制4种消除流域生态环境外部性影响的方法。

“双碳”目标下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理念更新与措施调适

在“双碳”目标提出之后,中国流域治理目标已经从单一的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转向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这客观上要求将“双碳”目标融入流域治理之中。在流域治理中贯彻落实“双碳”目标,首先应当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实施理念进行更新,贯彻“适应性管理”理念。①尽可能确定多技术方案并提供额外的资源保障,允许实施机关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技术方案和方法。②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设定相应的修正程序,根据行动的效果和新获取的信息等对规划进行动态调适。③建立多中心行动网络,给予流域内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其次,应当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具体措施进行相应调试,以适应贯彻落实“双碳”目标的需要。①推进流域能源开发利用低碳化,有序推进化石能源高效利用、谨慎开发利用水电资源、重点发展风光能源,并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消纳制度的保障作用。②推进流域高耗能产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充分发挥碳排放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以及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保障作用。③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充分发挥生态补偿制度的保障作用。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与发展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经历了形成、受挫和调整等三个时期。从应急管理再到形式法治主义的变革路径为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机构的实质合法化提供一种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框架体系。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双重领导"体制弥补了流域环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和维持权力配置的相对平衡,但仍需结合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不断调整。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协作关系的规范化是"双重领导"机制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动力主要包括科层压力性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压力性机制保证了体制变革的适应性,公众参与机制能够促使体制变革保持开放性。七大国家重要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局是国家生态环境部的派出机构,是部门规章授权且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承担着统筹协调省级政府间共同协商制定相同环境标准,监督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有效履行,实施统一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活动等法定职责。

从“单一主导”走向“协商共治”——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之变

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模式中的环境治理权力与权利主体存在着内在张力的冲突与失衡,传统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碎片化与分割治理的困境,因此,有必要构建长江流域一体化保护的法治应对策略。从环境权力的内部结构性冲突、治理主体的缺位、流域管理体制不完善这三个维度出发对流域保护法律机制予以审视,可以发现,目前的治理模式仍存在着政府主体职能越位与扩张、单向度权力运行导致多方利益冲突、权利治理主体边缘化、综合管理体制不完善、相关信息公开机制缺乏等现象。通过运用共时性比较研究方法梳理国外典型流域治理模式,总结了协商治理、综合管理等可借鉴的他国经验,在此基础上,从完善法律体系保障机制、构建“大部制”长江流域管理体制以及促进多元环境权利竞争性成长三个方面出发,实现从“单一主导”走向“协商共治”的流域法律机制构建。

流域生态环境安全与城乡统筹发展创新思考——以珠江的东江、北江水系为例

水资源的稳定、安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是保证水资源的关键。农村是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在严格惩治城市及工业污染的同时,应加大对农村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的扶持、反哺力度,城乡统筹发展是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