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责风险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以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问责制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环境问责制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语调可靠度,来降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政企关联强、风险承担水平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高的企业,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拓展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微观后果,为规范环境风险挑战下重污染企业的审计定价、优化环境规制体系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实证研究-——以第二轮问责公布结果为研究素材

环保督察是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制度,具有行政督察和党内督察的双重性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问责是落实环保督察的有效手段。学界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其党政问责机制做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其制度特征、优势,但鲜有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的问责为研究对象。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数据,从问责对象、级别人数、问责情形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总结实践经验,提高问责效率。运用实证方法评估问责级别与问责情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证明,部分问责情形与问责级别存在相关性。根据研究结论,可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府际协同的影响——以甘肃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然而,府际协同、信息共享、激励机制等问题限制环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本研究深入探讨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问题上的实际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督察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激励、强化问责的方式,从而改善政府和企业行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能否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可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强化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要通过促进国有企业绿色转型与提高审计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开展“回头看”省份的国有企业及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发展进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与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基于生态效益综合评价分析

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我国重要的环境保护行动备受关注。本研究旨在评估甘肃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整改成效,并探究政策实施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甘肃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实施情况和问题。研究发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在甘肃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推动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的进展,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的实现。同时对改进和提升甘肃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提出建议,强化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监督管理,以及深化合作与交流。

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分析与整改建议

文章基于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统计数据,分析各省份受理有效举报数量、交办情况、办结情况等相关数据,提出进一步做好督察整改的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重要的生态环境监管问责制度。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构建了生态环境部系统内和中央层面双轮驱动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其中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顶层制度安排,是对生态环境部系统内督察制度的全面升级,这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构成及其特征,提出强化督察结果、运用督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首轮督察评估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提供政策支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何以生效?——基于弱排名激励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环境治理遵循以强激励为核心的压力型体制治理逻辑,但压力型体制并没能如预期发挥作用,环境治理中实际呈现“弱排名激励”逻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解决中国治理难题的重要实践。该研究从“弱排名激励”逻辑出发,利用2014—2018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重构作用,并分析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两大抓手的政治晋升(实现央地激励相容)和公众参与(改善央地信息不对称)在其中所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后,地方环境治理呈现“环保资格赛”的强激励逻辑,且上述结果仅发生在低财政激励地区;②基于经济考核的政治晋升压力弱化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策效果,央地激励相容现状仍不容乐观;③涉及大气污染的公众参与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效果起到强化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该研究就如何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激励层面、信息层面提出政策启示。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优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实施已近20年,但仍存在较多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典型案例。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中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进行分类分析可见,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主要集中体现为六种情形,且具有隐匿性和主体多元性的特征。各地或企业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也屡次提及环评制度。鉴于此,建议进一步修订《环评法》,完善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主体法律责任。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分析

文本主要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先阐述了环保督察中发现的环评与排污许可问题的主要类型,如规划环评方面、项目环评方面、排污许可方面等等;然后提出了几点措施,如明确环评与排污许可领域问题类型、明确督察整改的责任主体、加强环保督察对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执行的保障。通过以上措施,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及排污许可领域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回顾与展望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于近期正式出台,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框架、程序规范、权限责任等。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大致经历了督企为主、督政督企并举、党政同责三个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突出政治站位、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震慑,突出边督边改、取信于民等基本特征。为强化成果应用,全面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本文设置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对首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所指问题的分布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剖析问题产生原因,并从督察对象、督察内容和督察体制方面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了展望。

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完善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往纵深方向发展需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设具备政治支持、实践基础和制度铺垫等条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突出问题导向,充分发扬民主。应当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生态环境部及其区域督察局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制度,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享有检查权、处置权、请求协助权、交办权、督察情况述评权、问责建议权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应当对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党政领导干部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等开展督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可以采取集中督察、"回头看"督察、专项督察、常态督察等形式。除常态督察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要包括督察准备、督察进驻和进行、督察意见和整改、督察结束、督察后处理等环节。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经济短期影响的计量分析评估

学界和社会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利好均无异议,但对短期影响各方观点不一,其定量研究不足。我们利用宏观经济、金融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相关数据,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和GDP等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提出,应正确认识和充分肯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正向效果,保持战略定力,在后续工作中坚持分类施治、精细治理,并协同促进关停企业与就业转移,加大财政对环保产业和污染企业环保设备升级换代的支持力度。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成效、问题甄别及对策建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在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实施进展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制度实施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剖析了督察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对策建议,即总结提炼督察实践经验,实现督察标准化;加强督察队伍能力建设,强化执行精准化;建立督察工作长效机制,促进督察规范化;创新生态环保督察方式,提升督察公信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督察法制化。

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完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出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将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法治化,并提出常态化实施的要求。作为一项新的改革举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实践中面临许多问题,照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形式难以取得明显实效,存在定位不准、措施不当、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此,要在明确督察的内涵和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从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补充和延伸的角度出发,提出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定位、工作程序要点和配套制度建设的需求,为下一步地方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提供指导。

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体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权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党和国家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制度性保障。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不断推进,各地区各部门以督察整改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经济效果、环境效果和社会效果。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