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生态环境经济补偿市场化机制的构建

从宏观经济体制市场化构建入手,提出了煤炭产业生态环境经济补偿市场化机制的总体构思及实施方案。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OLS模型、GWR模型等,从时空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21年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起主导作用;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耦合协调度先明显下降,后缓慢恢复。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各省市综合评价水平、子系统评价水平得分的上升和恢复速度有明显差异,长江经济带总体向有序协调发展。③推动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体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以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外部动力和以水资源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代表的内部动力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思想理念,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设定三大子系统的优先发展级,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不同优先级下的矿产资源—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从中选取最优发展模式。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整体上由轻度失调区间上升至中级协调区间,且耦合协调度值上游<中游<下游。分省来看,耦合协调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云南、江西、贵州、安徽、湖南、上海、重庆、江苏、四川、浙江、湖北。除了湖北、浙江、四川三省位于良好协调区间外,其余8省市均位于中级协调区间。同时,“经济优先”仅适用于短期发展,“环境优先”更适合长期发展。故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可持续发展,整体上应坚持以环境保护为重心的发展战略,个体上要进一步针对不同省市采取差异化的措施。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及时空分异

推进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和谐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文章基于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泰尔指数揭示驱动因素和空间异质性,并利用趋势面映射耦合协调度全域分布。结果表明:(1)由经济发展带动水资源-经济-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综合发展指数由2006年0.29增长至2021年0.65。(2)河西走廊水资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同趋势上升,水资源-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处于颉颃阶段向磨合阶段升级;协调度经历“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协调发展-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五个阶段。(3)区域空间异质性逐渐发展为减小趋势,2021年空间分布表现出东南部发展优于西北部格局,金昌和张掖逐步成为河西发展优势区域。(4)城市化率、排污总量、节水灌溉面积对河西走廊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发展起到较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对河西走廊经济-生态-水资源系统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演变的生态流量阈值适宜性研究

针对天门河-汉北河流域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用水矛盾突出、水生态退化及经济社会发展受限等问题,基于水系统理论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模型,从系统层面研究河道内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应用情景模拟法,考虑高效节水、再生水利用率提高等调控措施及未来天然来水的不确定性,设置9种情景模拟2022—2035年研究区高、中、低3种生态流量阈值下的水资源供需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结果表明:高效节水和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均有利于缓解因生态流量阈值增大而引起的区域水资源用户间的冲突问题;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建议研究区丰水年(P=2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30%~50%,平水年(P=50%)和枯水年(P=75%)生态流量阈值设置为年径流量的10%~30%;增大生态流量阈值的同时应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调控措施。研究结果从“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出发分析河流生态流量阈值的适宜性,为复杂水资源系统的优化运行与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预测

利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07—2021年祁连山地区30个县域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22—2031年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升高,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济子系统发展起点较低但增速较快;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但波动较大,且除水资源子系统外,甘肃片区指标优于青海片区。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协调度等级波动上升已达到中级协调;各地区增速具有异质性,南部增速最快,西北部次之,中部最慢。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逐渐由中级协调升至良好协调等级,且甘肃片区协调度略高于青海片区。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正确认识并理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构建了包含30项的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综合评价指数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子系统间省际差异明显,尤以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差异最为突出;三系统整体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耦合状态,且子系统间的相互制约作用越发明显;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加,经历了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变,空间上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发展节奏不一,具体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特征;根据障碍因素分析可知,城市节约用水量、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未来可在水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治理上多下功夫,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以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回归效应模型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效应、影响因素及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1)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向好的发展态势。耦合协调度发展态势经历了“不协调发展(1995—2009年)→转型发展(2010-2014年)→协调发展(2015—2019年)”的演化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由“极度失调”演化为“中度协调”,形成旅游经济滞后和生态环境滞后两种发展类型;(2)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受旅游经济系统影响较大;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响应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3)1995—2019年旅游系统影响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变动不大,主要以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为主;生态环境系统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因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

三峡库区坡耕地利用转型及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影响——以奉节县为例

探究典型生态脆弱区坡耕地利用转型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合理利用山区坡耕地资源、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奉节县2000、201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坡耕地利用形态转型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方法,揭示山区坡耕地利用转型的一般规律,综合定量探究坡耕地利用转型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测量对其耦合变化类型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奉节县坡耕地面积整体缩减,以廊道和边缘斑块坡耕地形态减少为主,减少的坡耕地主要向具有生态功能的林地和生态经济功能的园地转换;(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前者呈“长江河谷区高—山区低”的分布格局,后者呈“长江河谷区低—山区高”的空间格局;(3)坡耕地利用转型对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响应类型可以归纳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型、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滞后型、社会经济滞后-生态恢复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偏低型5种;(4)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变化的各类型主要受到坡耕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多样性、距县行政中心距离等因子驱动,且整体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大于自然因素。

大国气候博弈的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未来拥有更多碳减排空间和先进碳技术的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已成为大国气候博弈的有力工具,如何在大国气候博弈中破局成为中国制定气候战略和减碳政策的重点。该研究利用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欧盟和美国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政策进行大国气候博弈为假设,设定八种可能情景,对中国受到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福利出现损失,同时对碳密集型商品出口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减排影响较为微弱。②欧美的碳关税政策对于欧美自身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③中国出口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碳排放。④中国政府需谨慎对待对进口商品施加碳关税的反制措施,其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建议中国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主动缓解碳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碳密集型出口企业主动制定减排计划与产品碳足迹清单,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积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避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利用“碳关税”借口达成对中国的经济压制;加大研发资源和资金投入,提升中国绿色形象;加强气候变化治理国际合作,寻求公平公正的减排路线。

内蒙古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耦合协调研究

选择黄河流域上游地貌单元复杂、经济相对滞后、水资源依赖性强的内蒙古沿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耦合协调系统,分析各子系统特征和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进而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发展子系统,子系统空间不均衡性显著;研究区耦合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上升过程;识别出各市(盟)耦合协调发展面临的6类主要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在顶层设计上统筹支撑、在市(盟)间协同发展和在市(盟)层面减小冲突”的三级治理建议。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煤炭型项目环评中生态环境经济评价研究

煤炭资源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但是煤炭型项目的建设会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制约着矿区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煤炭型项目环评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经济评价力度不够,不能有效保护矿区的生态环境。因此,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该方面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岛西海岸新区: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如何共赢?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6月国家批复设立的第9个国家级新区。自获批以来,西海岸综合实力跃上新高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稳居中国“北方第一区”。纵观世界现代化史,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通病。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国已经坚决遏制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势头,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融入了制度、政策和文化之中。新区在推动GDP不断跃升的同时,始终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生活更美好。

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变

以中国2853个县(区)的GDP数据和全国1km格网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ESV、YEEH和EEHC模型,依据ESV和GDP单位面积变化计算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并借助Arc GIS 10.1平台对YEEH和EEHC栅格数据进行空间分析,以此揭示中国陆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关关系和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逐渐好转,呈现出东北地区好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好于中、东部地区的空间格局,反映出当面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之间总体上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中国陆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布状态从1980年的低于均值聚集模式发展变化到2010年的高—低两种聚集模式共同分布;(3)中国陆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当前整体上趋于好转,但在区域分布上空间差异较为明显,西部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需大力发展经济,而东中部地区则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持与修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吐鲁番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吐鲁番2001—2011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相关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关权重,以此构建了相关的综合评价函数,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吐鲁番地区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吐鲁番地区在2001—2011年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类型以旅游超前发展型逐步转变为以经济超前发展型为主,由三者基本协调状态转为旅游与经济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承受阈值范围的状态,其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生态环境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提高的关键因素。

广东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依据2001―2010年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和GI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对广东省21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1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平均耦合协调度由2001年的濒临失调提升到了2010年的勉强协调水平;但各市旅游、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珠三角地区发展的起点高、速度快,而粤北山区和两翼地区始终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001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得分分别为0.65、0.67,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揭阳、云浮得分为0.29、0.33,分别为中度失调水平和轻度失调水平。到2010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而揭阳、云浮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干旱地区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方法与应用

从干旱地区经济 -生态环境系统的动态性、综合性、多目标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出发 ,提出用不确定性多目标规划( IMOP)模型来解决干旱地区以水资源为核心的生态环境规划优化问题 ,建立了干旱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不确定性多目标规划模型 ( IMOPMEES) ,应用模糊算法退化形式进行多目标规划的求解。并以新疆和墨洛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 ,采用 IMOPMEES进行可持续发展规划 ,应用交互式调整和情景分析的方法得到模型在两种情景下的优化方案。进而对两种情景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研究表明 IMOP模型可以充分反映干旱地区经济 -生态环境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 ,并有效地协调目标之间的冲突 ,为干旱地区经济 -生态环境规划工作提供了一种较为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