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视角下后疫情时期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机制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暴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同时引起人类生态伦理方面的思考。那么后疫情时期人们是否会因自己所经历和感知到的疫情风险而对现有人与自然关系等生态伦理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程度呢?为回应这一问题,该研究从新冠疫情风险感知概念出发,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剖析疫情风险感知的内涵和结构,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以“风险感知-反思-责任-行为”为逻辑框架,探究在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的顺序中介效应下,疫情风险感知对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影响的内部机制。通过对823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表明:①中国公民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感知主要包含本质感知、工作/学习感知、生活质量感知、社交质量感知、生理健康感知、消极情绪感知和政府控制感知等7个维度。②通过编制量表与实证分析,发现人们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后疫情时期越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行为的产生。③从生态伦理反思和生态环境责任感视角探讨疫情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在疫情风险感知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之间发挥顺序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共同体”视角出发,构建公民生态环境责任感提升导向的“政府-组织-公民”递进式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导向,有效促进生态知行合一,提升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

生态文明建设中企业员工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扩展的规范激活模型

生态文明建设对企业员工的生态环境行为提出了要求.从企业员工自身出发,以规范激活模型中的后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人规范为基础,增加媒介使用与主观规范变量,构建企业员工生态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模型,通过收集410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1)个人规范、后果意识以及媒介使用可以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生态环境行为,且其影响作用依次减弱;2)媒介使用会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的后果意识、责任归属及主观规范,而后果意识、责任归属及主观规范又可以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的个人规范;3)媒介使用既可以通过后果意识间接影响企业员工生态环境行为,也可以先通过影响后果意识、责任归属以及主观规范,再影响个人规范,进而影响企业员工生态环境行为,且媒介使用的间接影响作用大于其直接影响作用.

假定媒体影响下的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研究--基于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的实证分析

基于IPMI拓展模型考察媒体信息关注、环境态度、感知他人对媒体的接触、感知媒体对他人的影响、感知社会规范等变量对上海市民垃圾分类采纳意向的影响,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机制,从假定媒体影响视角探析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过程,以期通过媒体干预居民的生态环境行为。研究证实:(1)大众媒体、环境态度与社会规范均正向作用于居民生态环境行为采纳意向。(2)感知媒体影响他人作为显著性传导变量,在感知他人接触媒体与感知社会规范之间发挥"催化剂"作用。(3)我国居民采纳生态环境行为不仅与其关注媒体信息直接相关,也与其感知媒体影响他人的社会效果有关。媒体传播启示与干预策略建议:利用间接媒体效果,促使人们形成媒体对他人影响的感知趋势,进而影响其自身对于生态环境行为采纳的主观规范。应鼓励居民采纳垃圾分类、节约资源、低碳出行等生态环境行为,干预策略需强调媒体将会影响参照群体的态度与行为信念。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为了解我国公众生态环境行为基本状况,引导和鼓励公众积极践行生态环境行为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调查发现,公众普遍认可个人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多数生态环境行为领域践行度较高,能够'知行合一',但在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环保实践和监督举报等领域还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第四条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家庭用车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节能型汽车。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试行)》解读

2018年5月14日,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准则(试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准则具体内容共十条,主要可分为提高环境意识、参与污染防治、参与自然保护三个方面。相比2013年的《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试行)》和2014年《"同呼吸、共奋斗"公民行为准则》,其生态理念实现了从应对性环境行为到预防性环境行为的转变,但制定目标的取得还需要从激励、反馈等配套机制上进一步努力。

土地整治中农民居住方式变化的生态环境行为效应分析

土地整治带来了农民由分散到集中的居住方式变化,由此也对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本文基于南京市高淳县、溧水县以及六合区18个村18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集中居住(10个村,101个农户样本)与分散居住(8个村,82个农户样本)两个组,并运用描述性分析、对比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对集中居住区与分散居住区农民生态环境行为进行了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整治中农民居住集中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行为方式也出现了与分散居住区农民显著不同的变化。集中居住区农户与分散居住区农户相比,在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置方式、能源及户厕使用种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集中居住区农户生活废物废水的处理方式得到好转,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因下水管网建设不完善或缺少处理设施,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大多集中后外排,这种排污模式对社区外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使农民生活排污的外部性影响由社区内转变为社区外。这对今后改进土地整治工作而言,必须考虑到农民居住方式变化的生态环境行为效应。在相应评估基础上的土地整治才能处理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之间的关系,对三生空间格局的优化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价值。

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司法禁令制度探究

生态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直接或间接侵害公民生态利益。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生态环境损害之公益诉讼程序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保全制度却语焉不详。作为行为保全之禁令制度在英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立法中是一种特别程序或非常法律救济程序,其程序有相对独立性,其功能具有预防性和阻滞性。因此,借鉴英美法系的中间禁令、大陆法系的假处分和临时裁定之制度规定,结合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从程序启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裁判执行及救济等方面入手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禁令制度,实属十分必要。

江苏省农村居民生态环境认知与行为调查研究

对江苏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认知与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通过加强老年居民生态环境知识宣教、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等措施,以提升居民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行为。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实施困境与突破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旨在通过经济奖励的方式,激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弥补环境行政执法的不足,遏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中,由于公众对于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积极性不高致使该制度收效甚微。究其根本原因是该制度存在举报对象范围片面、奖励条件严苛、奖励金额设置不合理以及举报人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赋能,弥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不足,亟须扩大举报奖励对象范围、优化奖励条件、合理设置奖励金额以及完善举报人权益保障。

江苏生态环保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与对策研究

公众参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推动力量。党和国家对生态环保公众参与高度重视,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江苏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环境保护公共关系协调研究中心”后,持续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公众参与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从强化培育引导、开展社会动员到推进制度建设,影响着公众生态环境行为发生了积极改变。建立并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需要建立生态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推动公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事务。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行奖励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环发[2019]21号各区生态环境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严肃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制定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对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行奖励有关规定》,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特此通知。

“公民十条”促进公民践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为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编制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于2018年6月5日发布并付诸实施,对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作出了有益的指导。

户外运动游憩地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负外部性成因分析与治理方策

为有效遏制当前我国户外运动游憩地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持续扩散态势,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户外运动游憩地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为研究对象,对其负外部性成因与治理方策做了分析与探讨。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户外运动游憩业本身的负外部性禀赋,造成游憩地生态环境资源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无价"或"低价"开发使用,市场机制缺位、政府管制失灵和伦理约束乏力等外因则加剧了户外运动游憩负外部性急剧扩散。研究建议:运用科斯与庇古2种思路,采取明晰产权界限、对经营者征收庇古税、对企业进行补贴、加强政府管制和惩治、加强伦理约束等5方面措施入手治理。对促进户外运动游憩业生态环境行为的选择优化,户外运动游憩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户外运动游憩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具有理论与实际指导意义。

行为科学管理视域下中学班级管理路径探究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促使教育管理学由“以物的管理为中心”向“以人的管理为中心”的时代转变,是一种真正从人性出发的管理理念,对中小学班级管理工作具有许多有益的现实启示。提高班级管理效率需要建立实践承认的师生关系,顺通班级“纵向对话”的有效渠道;发展主体间际的生生关系,构建班级“横向交流”的广阔平台;倡导异质共存的管理理念,建设班级“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

后疫情时代生态公民的培育

生态公民是自然界教诲孕育的绿色群体,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主体。2020年新冠疫情宿主的论争再次唤起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之外动物主题的关注,倒逼学界反思现代公民的生态所为。后疫情时代,重新审视现代公民对生态环境行为的认知与践行境况,不难发现总体呈现理念上的高认知与实践上的低践行特征。这种知行脱节的做法,势必会加剧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因此,有必要从绿色实践理念、生态幸福指向、生态法律制度层面入手,培育出助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荣格局实现的新时代生态公民。

生态环境修复请求的分类及解决之道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两部生态环境案件司法解释规定了原告可以提起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请求,但并未对该请求进行详细规定。根据生态环境修复的特性、责任人的修复能力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可以把该请求分类为修复行为请求和修复费用请求。因修复过程可以分阶段实施,该请求在诉讼过程中容易发生变质,以及我国采纳的是部分请求否定说,允许原告提起不同的请求存在一定的阻碍。为此,只有从纠纷解决的实质要求出发,允许当事人提起部分请求,尽量避免次生纠纷发生等三个方面化解其阻碍,原告才能正确地提起修复行为请求或费用请求。

^(137)Cs不同污染水平在大亚湾、秦山、北京土壤植物系统的转移

采用我国大亚湾、秦山和北京土壤 ,模拟核裂变产物137Cs在 0Bq kg土、3 3×1 0 4 Bq kg土、3 3× 1 0 5Bq kg土、3 3× 1 0 6 Bq kg土污染水平时 ,研究土壤 -小麦系统的污染影响与137Cs核素的转移规律。结果表明 :在本试验条件下小麦生长发育处于正常状态 ,未发现对小麦有不良影响 ;小麦分别在 3个污染水平下从试验用的 3种土壤中吸收137Cs的趋势是一致的 ;小麦植株中137Cs的比活度随137Cs施入量相应以数量级增加 ,两者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 ;137Cs在土壤 -小麦系统中的转移系数随土壤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在同一污染水平下转移系数在n× 1 0 - 2 ～n× 1 0 0 范围变化 ;在同一种土壤中 ,随土壤污染水平的提高 ,转移系数亦有所提高 ,但变化范围不大 ,对北京土转移系数为 2 2× 1 0 - 2 ～ 5 4× 1 0 - 2 ,大亚湾土转移系数为 1 0 4～ 2 0 9,均在同一数量级内变化 ;对秦山土转移系数为 0 51～ 1 2 1。

践行“公民十条” 分类投放垃圾

分类投放垃圾《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第五条分类投放垃圾。学习并掌握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知识,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圾,分类投放其他生活垃圾,不乱扔、乱放。

践行“公民十条” 践行绿色消费

践绿行消色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第三条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尽量购买耐用品,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不跟风购买更新换代快的电子产品,外出自带购物袋、水杯等,闲置物品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