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营销理念下茶企生态环境责任履行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绿色营销理念在各行各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茶企作为传统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的挑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茶企必须履行生态环境责任,采取绿色营销策略,推动绿色消费,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本文旨在探讨绿色营销理念的发展背景、茶企生态环境责任履行的重要性、绿色营销理念下茶企生态环境责任履行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以期为茶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刑民衔接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民法典》第1234条确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为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害的修复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也引发了环境犯罪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民衔接问题。在实体层面,由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相较于环境刑事责任具有优位性,可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刑事案件的酌定从宽情节以保障其优位性的有效落实;在程序层面,基于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民事实现路径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应当在“刑主民辅”的司法背景下,统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衔接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优化路径包括:在实体层面,应当把扩大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并确定其从宽幅度;在程序衔接层面,应当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并充分尊重行政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能。

试论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政府生态环境责任

海绵城市建设是当前解决城市洪涝灾害和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在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体作用。在海绵城市建设法治化和依法落实政府生态环境责任方面,我国已经开展了有益探索。整体上看,现行政策法律体系对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界定不清晰,难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具体责任形式。应当借鉴循环经济立法经验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专项立法,将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纳入中央环保督察问责范围,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和司法救济程序,构建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政府生态环境责任体系。

论绿色发展视域下能源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能源企业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理应自觉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责任。能源企业应承担怎样的生态环境责任,怎样承担生态环境责任?首先,应坚持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理念和原则,减少污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实现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努力实现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双赢;其次,切实履行能源清洁化的社会责任,积极推进化石能源的清洁化、高效化利用,大力开发利用"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能源经济;最后,应保障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遵循能源代际公平,让能源造福子孙后代。能源企业在能源开发利用自觉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责任的同时,国家应健全法律促使和推动能源企业承担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

生态环境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目标

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必然产物,其目标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生态环境责任作为企业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目标的一个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管理会计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目的在于认定和消除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公众参与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审计初探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审计通过对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核查和评估,可以提高政府生态环境责任,避免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该过程属于一种公权力对另一种公权力的监督,且二者可能具有一定的上下级关系,从而导致该监督过程具有一定的弊端。加之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政府不信任的加剧,应当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审计,不仅能够提高审计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质量,而且还能够加强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审计信息中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应当及时进行公开,提供公众参与渠道接收公众意见和建议,并通过对公众意见的及时回应保证该过程的信息充分交流与沟通。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责任审计研究——以XX市为例

规范统一的审计指标评价体系能够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增加审计结果可比性,明晰领导干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文章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设计生态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以XX市为研究对象对所构建评价指体系进行运用并提出相关建议。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及实现机制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环境公益的新型责任,存在法律属性争议不休、实现机制选择不妥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旨在修复生态损害、保护环境公益,而民法的价值理念、权利思维并不能承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定性。从私法和公法的适用理念、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以及不同追责机制下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效果出发,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定位为公法责任,且公法责任定性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修复义务和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结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是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机制,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先行磋商,磋商未果则责令行政相对人修复生态环境,并可选择行政代履行、行政处罚以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的实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

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以实现生态环境公益救济为目的,生态修复在形式外观层面体现为对受损利益的填补,不同属性责任实现机制的运用加剧了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性质辨析的难度。行政法律责任以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核心价值追求,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的行政法律责任定性能够保证生态环境公益得到妥当救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基本构成要件相契合,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接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生态修复论”的理论内核。本文从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属于行政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能够承载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内核双角度切入,为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行政定性提供证成。

新时代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的新进展与新优势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就是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直接针对特定责任主体的责任目标、责任形式、责任内容和责任对象等责任构成中的不同要素,以及直接针对明责、履责、评责、考责、审责、督责、定责、奖责、追责或问责等责任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设计和确立的各种有关责任的规范规则和体制机制,它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关键构成。新时代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在责任主体、责任目标、责任形式、审责追责、监责督责、定责保障等维度上都具有新举措和新进展,并不断呈现和发挥出自己的新优势,即系统整体优势、党的领导优势、政府主导优势、责任政治优势、自我革命优势、高压震慑优势等进一步得到新的提升、新的强化和新的彰显。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范化构建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正在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从现行法规定和实证分析来看,呈现出不少问题,例如责任主体、适用条件、承担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的规范体系。为此,需要实证考察草原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类型和适用困境,结合现行法规相对散乱、司法实践较为模糊的现状,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构建规范化的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是环境法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环境法典中统一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相关内容既顺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工作一体化、综合性的特点,也是环境法典内容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环境法典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应当在公私法路径协同的指引下,一方面发挥公法路径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私法路径的辅助功能。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条款需处理好与总则编的关系,并且涵盖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性规定。

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中的效力研究

我国环境标准在生态环境责任认定中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而《民法典》在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时使用“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实则是从立法层面肯定了环境标准作为国家规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其效力边界的判断,仍需要结合传统侵权法的理论和环境标准的设立逻辑进行分析。因此,按照污染类型和效力层级的角度对环境标准进行分类讨论,得出以下司法使用规则:强制性环境标准及推荐性标准及行业标准中的污染控制要求强制性生态环境标准或者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引用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的,应当被认定为“国家规定”;地方强制性标准作为执行标准时,也应被视为“国家规定”。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款:价值、困境及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在《民法典》条文中,凸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视,促使我国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更加完备,宣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有所更新。该制度的价值内涵在于体现法律高效的资源配置,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边界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建构国家与公民修复责任的行为规则。然而,看似完善的制度存在理论与司法的双重难题,需要二者作出回应,如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顺序和私主体是否具有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因此,该制度可以从两个方向优化:一则适用顺序应当法律化,具体体现在《民法典》和司法解释中;二则私主体的请求权可在法律适用中直接体现。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检视与展望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运用法律工具应对生态环境损害,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肯认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应认识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在基础概念认识不清、路径选择争议不休、制度构造模糊不定等方面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将该责任推向独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自成体系的制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内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未能在法律责任而非部门法责任的框架内,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展开讨论。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是新理念引领下的新构造,应从话语考辨、范畴厘定、路径分析、理路建构、实施机制等方面出发,完成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系统建构。

污染环境罪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的路径优化探析

目前的环境犯罪治理实践中还存在治标不治本、重惩罚轻修复、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基于此,兼具修复、预防、惩罚功能的多主体参与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实践中逐步受到关注并推广适用。然而其适用主体、启动运行、落实监督等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尚未明确统一。为此,可以从犯罪学视角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际适用情况进行剖析,对优化生态环境修复主体责任配置、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程序、强化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监督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扎实有效推进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进程。

企业行为因应生态环境责任的研究述评与理论归纳

本文从消费者响应、政府规制以及企业自愿规制三个方面,梳理了生态环境责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应探讨企业行为因应生态环境责任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即求解约束条件改变(因消费者偏好而改变的价格函数、因环境管制而改变的生产函数、因环境影响因素纳入而改变的竞争博弈策略)的目标函数极大化问题;把环境因素纳入新古典企业生产函数中,其本质是把"环境"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投入要素,并且在市场均衡中确定其价格;企业对于环境的自愿规制,是企业在新背景下基于竞争的博弈策略选择;企业所因应的生态环境责任,不仅仅是社会责任,而是渗透到了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须提炼出一个"核心概念"来体现生态环境责任对于企业行为的全面影响,并对企业行为因应生态环境责任的研究提出一个框架性的理论归纳。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绿色规制限度研究——“公私划分”视野下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异见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作出绿色规制应有限度.其审议稿设立“损害生态环境责任”专章(第一次审议稿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并将传统的环境侵权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环境侵权所指向的权利是人身权、财产权等私权,适用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指向的对象是公共利益,由环境法调整,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纳入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将导致公、私法体系的混乱.为保证民法典制定的科学性,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回归救济私益的价值取向,专章规范环境侵权责任,同时建议增设与环境保护法和其他规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法律相衔接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