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

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9—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Super-SBM模型构建出城市生态福祉的指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碳排放交易政策能显著提高城市的生态福祉。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提出政府要加大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实施范围,企业要改进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的启示。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牧区居民生态福祉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异质性研究

基于突变理论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折旧率模型估算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运用生态福祉指数评价牧区居民的生态福祉水平,最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及其空间差异性。以内蒙古的17个牧业旗县(市)作为研究区,运用2012—202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研究区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增幅达22.9%。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草甸草原地区生态环境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2)研究区牧区居民生态福祉呈先降后升趋势。典型草原地区牧区居民生态福祉呈先降后升趋势,而荒漠草原地区和草甸草原地区呈波动上升趋势。3)研究区牧区居民生态福祉与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耦合协调度明显提升。典型草原地区优质协调发展态势逐渐增强;荒漠草原以轻度失调和良好协调为主;草甸草原地区中的2个旗县(市)的耦合协调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

基于改进生态系统贡献率模型的长三角地区生态福祉分类与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利用改进生态系统贡献率模型测度区域生态福祉,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均生态福祉与生态-经济产出效率的时空演化,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对效率指数和相对生态福祉指数,构建生态福祉分类模型,并探讨各类型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改进生态系统贡献率分别为耕地0.76、林地1.58、草地1.34、湿地1.57、水域1.41、盐田0.05、裸地0.44。(2)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呈不断升高趋势,人均生态福祉则呈逐年下降态势。(3)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之间具有空间负相关性,且不断减弱,其空间聚集类型为低-低、低-高、高-低3种类型。(4)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福祉类型以低效-高福祉区和高效-低福祉区为主,低效-低福祉区随年际变化呈稳定后减少的态势,高效-低福祉区是4种类别中唯一不断增加的类型。

新时代增进人民生态福祉的困境及其纾解之道

生态民生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增进人民生态福祉作为贯穿生态民生建设中的根本任务,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人民生态福祉在内容结构、主体结构及实践结构上呈现出外在丰富而又内在统一的时代特征,伴随着人民生态福祉的发展,经济利益增长与群体生态权益保护之间、个体享有的生态建设水平与建设程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渐呈现。为纾解人民生态福祉增进之困,需要激发资本的生态功能,保证生态产品的系统化、全面化供给;强化主流媒体的宣传,增进公平正义的生态产品分配共识;发挥政府主体作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生态福祉区划时空格局与潜力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引入生态系统贡献率对生态福祉核算方法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均生态福祉及生态-经济效率模型,同时引入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生态福祉区划模型,进而提出生态福祉潜力指数,并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分析2000—2015年生态福祉区划的时空分布格局与生态福祉潜力。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人均生态福祉与生态-经济效率在省级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省区市人均生态福祉高,生态-经济效率低,反之亦然。(2)基于生态福祉公平性与效率性差异,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4类:高效-高福祉区在2015年首次出现,分布在湖南省;高效-低福祉区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低效-高福祉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低效-低福祉区在2015年零散分布在四川、广西、江西和海南4省区。(3)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相对福祉与相对效率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高-低聚集区多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低-高聚集区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农地非农流转的生态福祉损失与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系统是人类各项福祉的物质基础,二者关系的研究已成为近期生态经济学领域的新热点.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农地非农流转的发生过程机制,构建了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结果表明:(1)人类生态福祉与农地生态系统密切相关,农地非农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生态效益损失巨大;(2)单纯的市场机制没有考虑农地非农流转的生态福祉损失,无法实现土地最佳配置,流转规模偏大;(3)征地生态补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具体补偿可采取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失地农民及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居民为对象,考虑建立健全有效的保障体系.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海洋生态福祉评估框架构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定义了人类福祉的概念并阐述了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研究日趋成熟,生态背景下的福祉研究却相对滞后。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动态性、多样性以及文化依赖性。本文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研究对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确立了多层级的海洋生态福祉评价体系,进一步理清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级联关系,并明确了海洋生态福祉的评价维度。为动态监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福祉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实现长效化、科学化、精准化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岷江上游山区生态福祉波动的人类活动干扰研究

探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福祉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规律,实现对人类活动的有效调控,是维持地区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类活动干扰导致区域生态格局产生变化的过程和原因等,而相对缺乏人类活动与区域生态福祉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利用当量因子法、突变理论及贬值率模型对岷江上游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生态福祉进行测度,探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福祉效率的作用方式。结果显示:(1)研究时段内地区人口增长速率大于生态恢复速率,人均生态福祉除汶川县略有增长外,其他地区均呈降低趋势;地区消费等量生态系统服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逐期增大,各地区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均呈上升趋势。(2)人均生态福祉低值中心和高值中心的空间分布与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大致相反,呈现此高彼低的态势。(3)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态福祉呈负相关,基础设施密度、城镇化率、科技发展水平和二产业占比等人类活动因子与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呈正相关。本研究可为调控人类活动类型、方式及强度,提升当地居民福祉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新时代生态福祉提升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福祉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人民群众生态福祉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人的可持续性生存和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环境风险,有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然而,目前我国存在着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导致的生态环境风险、人民群众绿色发展意识薄弱、生态福祉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现实困境,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生态福祉的增进。为此,要从加强生态治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协同推进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福祉的提升。

基于生态资产核算的城市生态福祉变动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文章以北京地区为例,运用生态资产综合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方法来测算北京地区2009~2019年生态资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进而探讨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北京地区生态资产核算大体可分为城市森林、绿地和湿地的核算;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整体下降14.73%,其中湿地和绿地降低明显;从生态系统类型来看,主要以城市森林为主,其次是绿地和湿地;从生态服务类型来看,以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为主,而供给和文化服务占比较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增加,预示着城市居民的生态福祉保持着改善趋势。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加强城市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提高文化服务价值能力,建立城市生态系统管理部门等建议。

习近平生态福祉论的基本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与日俱增。习近平关于生态福祉的重要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增益人民生态福祉对于提升人民美好生活品质的至关重要性,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价值旨趣,也充分彰显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根本宗旨要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高生态质量与稳定性,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制度机制,进一步培育新时代生态文化,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性,为增强新时代生态福祉提供物质基础、经济支撑、制度保障、精神引领和主体力量。

长汀县生态福祉变迁的行动逻辑与展望

经过长期发展,福建省长汀县生态福祉提升成效显著。长汀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方向,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典范。因此,总结长汀县生态福祉提升的成功经验,把长汀县打造成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示范区、全国水土流失治理的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县域样板,将为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浊水黄山→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绿色发展路径。

锻造“七种武器” 呵护生态福祉

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宜居宜业城市,这些新加冕的桂冠彰显了漯河的“面子”之美、“里子”之实。居民幸福感蝉联河南省第一,2021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速自建市以来首次位居全省第一、冲上全省“排头兵”的位置,这些成绩让漯河有了更强的信心、更足的底气。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辉煌。在全面书写现代化漯河的新篇章里,有着人大地方立法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家公园社区社会与生态福祉空间耦合协调度分析——以武夷山国家公园A村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旨在提升社区生态福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对自然保护地社区福祉测度研究多从社会经济福祉方面进行测度,较少考虑生态福祉及其空间关联。构建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福祉综合评估框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内A村为例测度其12个村民小组的社会与生态福祉,探究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耦合协调度分析提出社区分类调控优化策略。结果显示:(1)A村的社会经济福祉呈现以村道向东西两侧递减的分布趋势;(2)自然生态福祉整体上呈现由北部向南部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3)A村的社会与生态福祉的耦合关系呈现协调型、磨合型、拮抗型和失调型4种类型,以协调型和磨合型为主。(4)选择与行动的自由(0.747)、基础生活资料(0.742)和家庭经济(0.732)是影响整体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而不同耦合协调类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针对拮抗型和失调型社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优化建议。

基于GeoSOS-FLUS模型的江苏省生态福祉时空演变及其预测研究

作为人类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福祉的测度与评估研究对于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案例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采用生态系统贡献率模型测度1995~2020年研究区生态福祉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GeoSOS-FLUS模型预测江苏省2025年生态福祉的时空流转盈亏与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表明:(1)1995~2020年,江苏省生态福祉总量和人均生态福祉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5年间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增幅达540.24%。(2)与2020年相比,2025年江苏省生态福祉总量增加了10.84亿元,增幅1.05%,达1039.21亿元。13个评价单元中除地处苏北的宿迁、盐城和连云港生态福祉总量略有下降外,其余地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3)1995~2025年,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福祉亏损要大于生态福祉盈利,总体呈亏损状态。其中,水域生态系统是维持生态福祉总量的重要贡献类型,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是造成江苏生态福祉亏损的主要原因。(4)1995~2025年,江苏省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2015年以后,研究区生态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动力有所增强,呈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建设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13地市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空间关联性不高,主要为无显著空间相关性,空间聚集主要分布在苏北和苏南区域,聚集类型为低-高和高-低2种类型,未有低-低、高-高聚集类型。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与方法参考。

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苏南地区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是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础,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作用流动机制融入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提升人类生态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提出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逻辑方法,以苏南地区为研究区构建了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社会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生态安全格局应以维系区域生态安全和保障区域人类生态福祉为构建目标。其中,生态安全以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风险为核心关注对象,人类生态福祉的实现依赖于人类主动获取与生态系统服务流;(2)苏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间存在错配格局,在此基础上分别识别生态源地与需求源地4247.46km^(2)、1882.16km^(2),生态廊道与供需廊道1614.02km、1915.82km,生态夹点29处、生态障碍点23处、生态供需节点20处;(3)形成“三区四带两组团”的社会-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布局方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保护修复策略,推动经济-生态空间协同发展。研究可为丰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理论和方法、推动国土空间优化与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基于“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响应模式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适应性选择对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及农户生活有着重要意义。选择伏牛山河南片区10个特色旅游乡村社区为调研地,从微观视角连接乡村旅游社区生态系统及农户生计福祉间关系,构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农户选择高生态依赖增强自身获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实现生计高福祉发展;(2)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是不同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内部推力。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福祉分类与时空格局——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利用生态系统贡献率对生态福祉核算方法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生态福祉和生态—经济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同时提出基于相对公平与效率视角的生态福祉分类模型,通过相对福祉指数与相对效率指数将生态福祉进行分类,并分析2000—2015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同类型的生态福祉时空格局,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部分参考。结果表明:①研究时段内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生态福祉与生态—经济效率在胡焕庸线两侧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其重心分别位于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河南省的信阳市,并随时间分别向东北、西南方向移动。②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得出生态—经济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生态—经济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的高—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上海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沿海城市,以及安徽、河南2省的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低—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城市;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安徽3省的部分城市。③运用相对福祉指数与相对效率指数可将研究区划分为4类生态福祉区:高效—低福祉区所在城市主要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5省为主;低效—高福祉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城市、东北大部分城市与东南部分城市;低效—低福祉区城市主要分布在高效—低福祉区与低效—高福祉区交界处;高效—高福祉区零散分布。因此,全面实现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共同提高西部地区生态—经济效率与东部地区人均生态福祉。

生态福祉视角下的农地城市流转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

本文运用文献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首先阐明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生态福祉间的关系,梳理了农地城市流转中人类生态福祉损失与补偿方面的研究进展,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从生态福祉视角构建农地城市流转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所必须解决的两个基础性问题,最后从运作模式、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资金及形式、补偿标准和保障体系6个方面构建了该机制的运行框架。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民福祉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在梳理国内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民福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生态福祉与居民福祉概念界定及生态系统服务、退耕还林、生态移民与农民福祉等方面总结其研究内容,阐述聚类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与式农村评估等研究方法,对不同学者的研究指标体系进行归纳比较。针对目前研究现状提出充实理论研究、深耕指标体系、加强动态研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