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社会生态学——兼议“生态系人”的特点和品质

在现代科学相互交叉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学与各门科学的交叉渗透尤为突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点,就是现代科学“生态学化”的进程:“现代自然科学的主导趋势之一是它的生态学化”;由此“证明生态学的研究不仅在生物学内,而且在技术、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的合理性”;所以“科学的未来是生态学的综合”.为了深入理解当代科学的“生态学化”,应当认真探讨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的演变与进化,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生态系人”的突出特点和品质,等等,以便能够构建起社会生态学这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

从知识困境到认知陷阱: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安全问题研究

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对整个信息环境中的知识传递与共享、认知流动与扩散过程发挥支撑和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创新型的信息生态系统也伴随着知识安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出现。本文从知识环境和认知环境两个层面入手,对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的特点、优势与风险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如何在符合人类价值观和社会伦理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推动构建高效、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生成式技术驱动型信息生态系统。

中国冰雪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构及运行机制研究

如何将“冰雪热”更好地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突破产业创新难关成为关键。借助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共生理论等视角,探析中国冰雪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构的逻辑、模型和运行机制。首先,系统的建构根植于产业联合互融、资源协同整合、系统有机演化3个底层逻辑。其次,政府、冰雪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消费者等创新种群相互作用,结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群落,并与创新环境共生共演,共同构成系统的整体架构。最后,系统的高效运行离不开稳定均衡的生态机制,包括通过供需循环机制激发可持续价值,基于竞合共生机制建立稳定的结构基础,利用创新驱动机制实现整体跃迁升级,借助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制度保障,4种机制协同发力,推动系统内生性成长。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演化与建构

伴随着劳动关系实践的“生态”转向,亟需理论上做出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回应与创新。劳动关系生态系统是指工作场所内多行动者互动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集合体。其随生产关系变化经历了以物质资本驱动的劳动过程控制—以人力资本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以数据资本驱动的生态圈治理的演化路径,这种生态圈治理的本质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数据资本三方共同博弈的结果。共同价值支撑下的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互补共生和共享共生是劳动关系生态系统的共生行为模式,处于更高级别的共生形态将推动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劳动关系生态系统作为动态平衡的复杂系统,我们可以从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以组织整体的生态战略观实现内外部耦合协调以及从生态思维认知高度加强数字素养培育等方面建构策略,推动系统向共生更高级态发展。

高氮负荷森林生态系统对大气氮沉降降低的响应研究进展

大气氮沉降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构成严重威胁。过去50多年,由于减排措施的实施,欧美国家率先出现大面积区域的氮沉降降低,中国从2010年开始趋于稳定,氮沉降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因全球各地而异。本研究采用文献检索方法和综合分析方法,综述了国内外氮沉降恢复的方法,分析了森林生态系统土壤(酸化和溶液化学)、结构(植被-微生物多样性)与功能(生产力和碳吸存)对氮沉降降低的响应。随着氮沉降的降低,植被物种组成、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土壤过程可能恢复缓慢,而一些土壤参数(如pH、硝酸盐和铵浓度等)对氮输入减少的响应相对较快。当氮沉降降低时,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土壤酸化,促进树木生长,但也可能因环境氮沉降速率依然很高并保持土壤酸化,林木的活力仍在恶化。植被多样性的恢复可能存在恢复障碍并在短期内难以维持富营养化的恢复,但促进了贫营养型物种的增加。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响应对减排政策存在延迟,且氮沉降增加存在遗留效应,致恢复相当缓慢,但恢复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高氮负荷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进一步加强减排尤为重要。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类别划分: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

基于结构观和过程观的视角,总结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类别划分的现有研究。结构观强调按照构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稳定元素和存在单元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包括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活动单元、行为主体、连接结构和位置层次等。过程观强调按照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各组成主体、活动单元与结构元素的相互作用、发展和演化过程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包括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涌现过程、协作与治理过程、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等。以此为基础,依据一元观,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服务对象类型、参与者范围和核心功能等方面出发,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一维分类标准。随后,通过整合结构观和过程观,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层级结构和市场结构以及交易过程和创新过程的两两组合,总结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分类矩阵,阐明审查交易型、主导创新型、自由交易型、开放创新型等4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在关系结构、活动过程、适用情境和发展挑战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化特征。最后,提出针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珊瑚礁生态系统固碳过程及储碳机制研究进展

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珊瑚礁生态系统是潜在的蓝色碳汇,我国珊瑚礁总面积约占全球的11%,每年的固碳量大约在3.5×10^(6)~4.5×10^(6)t之间。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总储碳量非常巨大,同时珊瑚礁生态系统作为碳库在碳交易中具有非常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文章综述了珊瑚礁生态系统中的固碳过程及储碳机制,包括碳酸盐泵、生物泵和微型生物碳泵,阐述了三种碳泵的研究进展。同时,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南海岛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黄土高原典型地貌区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研究

【目的】为检验黄土高原生态恢复成效并进行生态系统格局优化,以董志塬(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延河流域(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例,对比研究了黄土高原不同地貌单元的生态系统格局特征及其变化过程。【方法】基于遥感和地面调查数据,采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评估近30a来黄土高原沟壑区不同地貌条件下的生态系统格局时空变化特征。【结果】农田、森林和草地是黄土高原沟壑区最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其中,高塬沟壑区以农田生态系统为主导,而丘陵沟壑区以草原生态系统为主导;主导生态系统类型同时也是平均斑块规模最高的,但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增加,生态系统的破碎化程度逐渐增大。【结论】董志塬植被恢复工程先于延河流域,且初期生态恢复力度较大,而延河流域生态系统类型间的动态演化作用更强烈,生态恢复效果更持久。

协同: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研究

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乡村治理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存在较多问题,而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乡村治理人才,能有效推动队伍建设。基于二者的契合性,文章从生态系统的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以及宏系统探讨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提出“吸、引、培、留”一体化的建设机制,并从激励、引进、培养以及治理参与机制提出社会工作协同建设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建议。

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其协同关系——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江西省武宁县为例

[目的]分析生态型县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及协同关系,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江西省武宁县为例,结合野外实测数据,运用InVEST模型评估了该区2000—2020年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储存和粮食供给4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协同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①2000—2020年,武宁县单位栅格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从173.14 mm提升至283.92 mm,单位栅格年平均粮食供给量从3.52 kJ提升至5.34 kJ,两者均呈现增长趋势;土壤保持功能呈先减少,后增长,再减少的波动趋势;20 a间土壤保持功能下降了15.71%,而碳储存功能呈现微弱增长的趋势。②武宁县南部和北部的林地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高值区;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分布区域是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的低值区;4种生态系统服务中,林地和耕地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展的关键用地。③武宁县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碳储存3者之间是协同关系,与粮食供给是权衡关系;“高—高”和“低—低”集聚的协同关系主要分布在高海拔的林地及水域,“高—低”和“低—高”集聚的权衡关系主要分布在耕地。[结论]2000—2020年武宁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呈上升趋势,未来应重点关注生态调节服务功能向资源价值的转化。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元利益主体认知比较——基于实证调查分析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鱼粪化石特征对晚三叠世湖泊生态系统的启示——以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长7段为例

粪化石是一类重要的遗迹化石,其内含物常保存被捕食生物的残余及一些微生物、软组织甚至古DNA信息,对解读地质历史时期的湖泊生态信息有重要意义。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铜川地区三叠系延长组长7段下部页岩的鱼粪石,其为略扁平的纺锤形化石,尖而薄,表面有明显的螺旋纹。观察粪化石的内含物情况,发现其主要由未完全消化的动植物残体组成,包括鱼鳞、骨骼碎片,以及以含磷白云岩为生长基的大量矿物聚集体。鱼粪化石形成于开放型淡水湖泊中的半深湖—深湖区,大部分保存完好,属于典型的原地埋葬。该鱼粪的生物源为一种大型的、鱼肠内具有较多螺旋瓣的肉食性鱼类。晚三叠世湖泊中出现了复杂的多层营养系统,主要由生产者、消费者构成,食物链较为复杂。该研究成果表明经历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的晚三叠世多层级营养湖泊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恢复。另外,微生物的参与及泥质含量较高的厌氧环境使得粪化石保存完好,可为恢复和重建晚三叠世卡尼期湖泊生态系统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植物功能群的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维持机制研究

生态系统可以从“结构-功能-服务”3个层次来理解,其中服务是人类的主观感受或效用。维持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还需从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入手。结构和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形成和维持的内在机制,而植物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核心驱动力。植物功能群具有特定功能的植物组合,其中优势植物功能群控制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分类与植物功能群密切相关,植物功能群是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服务间更直接的桥梁。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与植物功能群间的联系,使相关研究有更明确的指向,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同时使研究成果更容易落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形成、维持机制与植物功能群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4个主要方面:(1)植物功能群的内在适应性特征和外在效应是生态系统服务形成的基础;(2)植物功能群的多功能特性为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提供了可能;(3)植物功能群间替代和互补效应可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稳定性;(4)植物功能群能够提供基于自然的生态系统服务修复问题解决方案。

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为例

喀斯特山地旅游地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但针对其为公众提供的非物质收益却鲜有研究。该研究以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为典型案例地,采用Amazon Rekognition图像识别技术,结合社交媒体照片内容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识别和分析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喀斯特山地旅游地具有美学、游憩、生物多样性、地方认同感、文化多元性和教育价值6种CES类型;(2)景区CES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CES热点区呈多核心分布态势,主要集聚在景区北部、中部和南部,且面积由北向南逐渐增大,形成了公众感知喀斯特峰林群和布依族文化景观的集聚区,而冷点区则少量集聚在景区中部东北向和南部东南向等区域;(3)距水系距离、距道路距离、高程和NDVI因子是影响总体CES的主导因子,土地利用类型、服务设施密度、村庄密度因子为次要因子,总体CES的多因子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多于双因子增强的交互类型特征,且自然与社会维度交互因子均提高了总体CES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该研究为明晰和提升公众对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的非物质收益和社会文化福祉提供了实践参考。

祁连山南坡微地形下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差异

[目的]探讨祁连山地区微地形形态下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差异性,为该区进一步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微地形不同坡向青海云杉和高山草地为研究对象,采取野外采样和室内试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坡向对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的影响。[结果](1)微地形高山草地所在阳坡区域,土壤水分贮存量随坡位上升逐渐呈减少趋势,坡中上(PZS)为土壤水分贮存量最低的坡位;坡位对土壤饱和蓄水量影响较小。(2)坡位显著影响着阴坡青海云杉土壤水分贮存量,土壤贮水量沿坡位上升呈增加趋势,坡顶处(PSD)土壤水分贮存量最高;坡位对青海云杉土壤潜在蓄水能力影响显著,坡中和坡中上土壤潜在蓄水能力最强。(3)两类典型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存在显著差异,高山草地(阳坡)土壤实际蓄水能力在不同坡位均高于青海云杉,青海云杉(阴坡)土壤潜在蓄水能力在坡位和土层尺度均显著大于高山草地(阳坡)。[结论]研究区微地形坡中上至坡顶段是该区保水增蓄的重点区域,坡中上以下区域是两类生态系统土壤蓄水能力核心区域,应继续保护。

基于LUCC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以祁连山区域为例

分析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特征,可为该区土地高效开发利用、生态恢复与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撑。基于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改进的当量因子定量评估祁连山区域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合空间自相关及GIS空间统计方法,探究研究区不同乡镇的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1980-2020年,研究区主要土地类型为未利用地、草地、林地、耕地,总覆盖率在93%以上。其中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动态度变化最大。2)1980-2020年,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170.8285×10^(8)元,其中草地、林地和水域的生态服务价值占78%,水文调节和气候调节的生态服务价值占60.14%。3)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正相关性较明显,空间集聚程度较高。高值聚集区有由增加向减少转变的趋势,低值聚集区逐年增加。4)1980-2010年,祁连山区域南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北部,北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0年后有增加趋势,但研究区南北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未达到均衡和稳定。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云南生态茶产业内涵、实践与路径

生态茶产业是我国生态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省茶叶高质量发展和茶叶强省发展的目标和必然选择。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云南省生态茶产业具有供给生态优质茶产品、发挥高值生态服务效益、传承弘扬民族茶文化和支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生态农业内涵特征。梳理和剖析云南省茶产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实践与挑战,从构建现代生态茶叶生产体系、系统推进生态茶园建设、打好民族茶文化牌和高质量发展生态茶产业方面,为云南生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多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提供思路和方法。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分析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家庭抗逆力能帮助早产儿家庭应对困难和逆境,可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以及个人心理健康的提升。本文调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日后干预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收治于同济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NICU治愈出院的192例早产儿及192例早产儿父母中的主要照护者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应用中文版家庭抗逆力量表简化版(shorten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FRAS-C)、简易应对行为问卷(SimplifiedCopingStyleQuestionnaire,SCSQ)、Zarit照顾负担量表(Zarit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ZBI)、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s,CV-PSOC)、家庭关怀度测评量表(Family Concern Index Questionnaire,APGAR)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总评分为96.87±6.20,应对方式、育儿效能、家庭关怀度和社会支持均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均P<0.05),可解释其89.6%的变异度。结论: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抗逆力尚需提高,受到生态系统中各系统层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微系统层面对家庭抗逆力的预测作用最强,其中应对方式是关键因素,提示医务工作者应在早产儿从NICU到家庭过渡阶段有意识地引导早产儿家庭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提高NICU出院早产儿家庭的抗逆力水平。

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环境的影响与应对

太阳能利用工程是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措施,全面认识这些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科学规划和实施工程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总结分析了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影响及应对方面的研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结果表明:①在一些太阳能利用工程区,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及植被盖度增加,而一些工程区却降低;工程建设对植被和土壤的干扰导致水土流失;工程占用土地和耗水及影响微气候条件等对生态系统碳排放和能量平衡造成影响;区域性布局这些工程对植被功能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包括工程设备遮荫造成一些作物产量下降或增加.②工程设施引起的水分改变和遮荫使一些植物的丰富度增加,使一些植物种子在土壤种子库中的存活率提高,但光伏板对鸟类和昆虫等动物将会造成碰撞以及不适宜的产卵而将可能带来死亡风险;施工过程导致的植被清除和景观破碎化等对生物多样性也将造成不利影响;施工过程造成的水网损失、破碎化以及洗涤沙尘而耗水对水生生物多样性也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光伏板对草地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一定影响.③施工期和运营期间将带来扬尘、噪声、废弃物等污染;不合理生产、利用光伏材料对生态环境也将造成负面影响.有效应对这些不利影响的措施包括:①科学规划选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规划设计,循环利用光伏材料和加强科学管理等;②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实施生态恢复方案,加强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等;③发展屋顶和浮动式太阳能装置及光伏农业技术;合理选择和利用光伏材料,加强固体废弃物治理和风险管理,有效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措施等.目前研究太阳能利用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影响及应对方面尚不充分,随着太阳能利用工程规模的扩大,需要加强这些工程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环境方面的不同影响与应对方面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系统智能化管理

开展生态系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质量,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必然趋势。以城市群生态系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系统整合各类生态环境相关数据资源,形成生态系统管理数据和决策支撑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态智能管理平台。研究以生态系统要素和功能管理逻辑为核心,构建了生态系统管理业务流程:(1)精准剖析生态环境问题,确定问题发生的尺度、范围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定性;(2)确立生态管理目标,制定适宜的管理策略;(3)根据现状与基线进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通过生态管理恢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4)通过环境物联网监测生态系统变化,及时调整和改进生态系统管理计划。针对城市群生态系统多尺度、多层次、复杂化等特点,在制定管理决策时应充分权衡管理目标和生态服务,兼顾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效益;需通过示范性生态工程印证管理方案的可行性、适用性和协同性;以趋善化理念为指导思想,不断优化调整生态管理目标;同时在管理活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凝练、总结所获得的反馈信息和经验。面向生态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需求,融合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广域网络(Web)等信息化技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管理智能平台,实现多主体信息共享,打破管理决策的“黑箱”,为推进生态环境管理现代化提供可靠可行的方案。构建的生态系统管理业务流程和管理策略,将知识充分融入管理决策的制定流程,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